及内外公孙，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，皆耐为鬼薪白粲（上造，爵满十六者也。内外公孙，谓王侯内外孙也。耳孙，元孙之子也。今以上造有功劳，内外孙有骨肉属，施德布惠，故事从其轻也。城旦者，旦起治城；春者，妇人不预外徭，但春作米，皆四岁刑也。今皆就鬼薪白粲，取薪给宗庙为鬼薪，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，皆三岁刑也）。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，皆完之（不加肉刑髡剃也。）。
先公曰：“古者刑不上大夫。汉之待公卿大夫与士庶无等级，皆习秦气象。萧、曹秦吏，习见不知改，而何亦身自当之。惠帝虽差立条式，然特以为恩惠，不著法令。文帝时，绛侯下狱，贾生极言以谏，然终不能变也。”
高后元年，诏曰：“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、妖言令，议未决而崩，今除之。”
孝文元年，尽除收孥相坐律令。
诏丞相、太尉、御史：“法者，治之正，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。今犯法者已论，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，朕甚勿取，其议。”左右丞相周勃、陈平奏言：“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，所以累其心，使重犯法。收之之道，所由来久矣。臣之愚计，以为如故便。”帝曰：“法正则民悫，罪当则民从。牧民而道之以善者，吏也；既不能道，又以不正之法罪之，是法反害於民，为暴者也。朕未见其便，宜熟计之。”平、勃乃曰：“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，使有罪不收，无罪不相坐，甚盛德，臣等所不及也。臣等谨奉诏，尽除收律、相坐法。”其後，新垣平谋为逆，复行三族之诛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“汉族诛之法，每轻用之。袁盎陷晁错，但云：‘方今计，独有斩错耳。’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，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主父偃陷齐王於死，武帝欲勿诛，公孙丞相争之，遂族偃。郭解客杀人，吏奏解无罪，公孙大夫议，欲族解。且偃、解二人本不死，因议者之言，杀之足矣，何遽至族乎？用刑之滥如此！”
孝文所行，独新垣平一事，为盛德之玷。然此事所关甚重，盖其宠新垣平也，惑於求仙希福之说，而淫谄之祀，讫汉世而未能正者以此；其诛新垣平也，复行收孥相坐之律，而滥酷之刑，讫汉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。帝恭俭仁贤之主，而此二事失礼失刑，遂令後嗣遵而守之，以为汉家制度，不敢革正。惜哉！
二年，诏曰：“古之治天下者，朝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。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（师古曰：“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令，今又有之，则是中曾重设此条也”），是使众臣不敢尽情，而上无由闻过失也。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？其除之。民或祝诅上，以相约而後相谩（师古曰：“谩，欺也。初为要约，共行祝诅；後相欺诳，中道而止，无实事也。谩音慢”），吏以为大逆（刘曰：“祝诅上以相约，汉俗如此，犹《後汉 传》云，‘不直者不敢祝少实也’，故谓大逆”），其有他言，吏又以为诽谤。此细民之愚，无知抵死，朕甚不取。自今以来，有犯此者，勿听治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妖言令之始设也，必谓其摇民惑众，有奸宄贼乱之意者；及其失也，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。故贾谊论秦曰：‘忠谏者谓之诽谤，深计者谓之妖言。’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，必剀切君身，探未然之事，陈危亡之戒，不止於近在目前者。自小人观之，曰‘是特扬君过以卖直，未然之事，危亡之形，汝安得知之？殆诽谤妖言耳’！此策既行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，人君不闻其过，沦於危亡而不悟。然则其所谓谤者，乃天下之忠，而其自为者，乃天下之妖也。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，则指鹿为马，指野鸟为鸾，指菌为芝，指氛为庆，指雹曰‘不为灾也’，指彗曰‘所以除旧而布新也’，蝗生则曰‘不食嘉也’，日食则曰‘阴蔽之也’，地震则曰：‘官府无伤也’，霖雨则曰‘秋稼自茂也’，水涌泛溢则曰‘民无流死者也’，岁饥则曰‘路未尝有饿者也’”。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，一切反理诡道，倒言而逆说之，欺惑世主，使沦於危亡，其罪岂特诽谤之比？其为妖也，不亦大乎！呜呼！文帝除此令，其享国长世，宜哉！”
按：古者庶人谤，商旅议。夫子曰：“天下有道，则庶人不议。”则诽谤，古所有也。周公曰：“小人怨汝詈汝。”又曰：“否则厥口诅祝。”晏子曰：“人民苦病，夫妇皆诅。虽其善祝，岂能胜亿万人之诅？”则祝诅亦古所有也，然未尝以此罪人。至秦之立法，则犯此二者，皆坐以大逆而诛夷之。汉高帝入关，约法三章，除秦苛娆，而首及诽谤偶语之酷，则当亟除之矣，而卒不曾除。至高后元年，有诏除其法矣，而又不克除。文帝之时，复有此诏。然自景、武而後，则一用秦法，凡张汤、赵禹、江充、息夫躬之徒，所为诬害忠鲠、倾陷骨肉，坐以深文、中以危法者，不曰“诽谤不道”，则曰“诅祝上，有恶言”。盖此二法者，终汉之世，未尝除也。
四年，绛侯周勃有罪，逮诣廷尉诏狱。时人告勃反，勃下吏，恐，不知置辞。吏稍侵辱之。勃以千金与狱吏，吏书牍背示曰‘以公主为证’。公主，孝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