钱之後，钞皆不用，所以商贾折阅甚多，此海盐之一变也。解盐之变，缘徽庙初，雨水不常，围堑不密，守者护视不固，为外水参杂。雨水不常，外水イ满流入，解池不复成盐，此所以数年大失课利。後大兴徭役，尽车出外水，渐可再复，此是解盐之一变也。若论禁榷之利，天下之盐固皆禁榷，惟是河北之盐自安、史乱河北一路，缘藩镇据有河北盐，後本朝因而以盐定税，所以河北一路盐无禁榷（《唐志》：“自兵兴，河北盐羁縻而已。至皇甫奏置榷盐使，如江淮榷法，犯禁者岁多。及田弘正举魏博归朝廷，穆宗命河北罢榷盐。”《国朝会要》：“开宝三年四月，诏河北诸州，盐法并许通行，量收税钱，每斤过税一文、住卖二文，隐而不税，悉没官，以其半给捕人定赏。”）仁宗时，议者要禁榷，仁宗不肯。神宗时，荆公、章亦欲禁榷，神宗亦不许。自後章为相，方始行禁榷，犯刑禁者甚多，盗贼滋起。河北所以不可禁榷，兼河北之盐又与其他不同。如井盐，官司只才一井，故井盐可榷。如解池之盐，亳封守，亦可禁榷。海盐亦待煎起炉闭炉，非一旦所成，官司及时禁察，亦可禁榷。惟河北盐是卤地，其地甚广，非如井、池可以为墙园篱堑封守；又才煎便成，非如海盐必待煎煮，可以禁察，所以最易得犯禁。自章禁榷河北，一到靖康之末，盗贼愈多。河北风俗悍，盐又易成，小人图利，所以不体朝廷之法，遂轻来相犯。盐大略如此。然推大纲论之，盐固是三代以前与民共之，若就後世不得已，彼善於此论之，取诸山泽不犹胜取之於民！盖所谓兴贩煎盐皆非地著之人，因而取之，必宽民力。本之民力，然而取之欲宽，不尽其利，则盐可以公行，若迫而取之，必有官刑。此见小者必至於失大，而盐法之弊所以不可施行也与！”
自熙宁初，始变矾法。岁课所入，元年为钱三万六千四百缗有畸，并增者五岁，乃取熙宁六年中数，定以一十八万三千一百缗有畸为新额。至元丰六年，课增至三十二万七千九百缗，而无为军矾听民自鬻，官置场售之，岁课一百五十万斤，用本钱万八千缗，自治平至元，数无增损。初，熙宁，东南九路官自卖矾，发运司总领焉。元初通商，绍圣复熙宁之制。大观元年，定河北、河东矾额各二十四万缗，淮南九万缗，复罢官卖，听客贩。政和初，以亏损额数，於是复官卖，罢客贩如旧制。
高宗建炎初，淮、浙亭户，官给本钱。诸州置仓，令商人买钞算请，五十斤为一石，六石为一袋，输钞钱十八千。又诏运司勿得将盐本钱支给他用。
绍兴元年，诏临安府、秀州亭户合给二税，依皇专法计纳盐货。以亭户皆煎盐为生，未尝垦田故也。二年，诏淮、浙盐每商人每袋贴纳通货钱三千，已算请而未售者亦如之，十日不自陈，如私盐律。十一月，诏淮、浙盐场所出盐以十分为率，四分支今降指挥以後交钞，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交钞，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钞。先是，吕颐浩以对带法不可用，令商人贴纳钱，至是，复以分数如对带法，於是始加严察矣。三月，诏盐场官煎卖盐比租额增者推赏。四年，诏淮、浙盐每袋增贴纳钱三贯文，并计纲赴行在，寻命广盐亦如之。九月，以入纳迟细，减所添钱。然自建炎三年改钞法，绍兴三年九月又改，十一月又改，今年正月又改，及令所改，凡五变，而建炎旧钞支发未绝，乃命以资次前後从上并支焉。
六年，赵鼎奏久不变法，建康日纳盐钱甚盛。上曰：“法既可信，自然悠久。”
孝宗乾道六年，户部侍郎叶衡奏：“今日财赋之源，煮海之利居其半，然年来课入不增，商贾不行者，皆私贩之害也。且以淮东、二浙盐货出入之数言之，论盐额则淮东之数多於两浙五之一，以去岁卖盐所得钱数论之，淮东多於二浙三之二，及以灶之多寡论之，两浙反多淮东四之三，盖二浙无非私贩故也。乞委官分路措置。”
淳熙十三年，臣僚言总辖权制亭、灶，刻剥本钱，纵亭户私煎盗卖，诏淮、浙场见差总辖并罢。
《朝野杂记》曰：“淮、浙盐额最多者，泰州岁产盐一百六十一万石，嘉兴八十一万石，通州七十八万石，庆元三十九万石。淮、浙盐一场十灶，每灶昼夜煎盐六盘，一盘三百斤，遇雨则停。淳熙末，议者谓总辖、甲头权制亭、灶，兜请本钱，恣行刻剥，惧其赴，纵令私煎，且如一日雨，乃妄作三日申，若一季之十日雨，则一场私盐三十六万斤矣。而又有所谓镬子盐，亭户小火，一灶之下，无虑二十家，家皆有镬，一家通夜必煎两镬，得盐六十斤，十灶二百家，以一季计之，则镬子盐又百馀万斤矣。一场之数已如此，诸路可知。十三年九月己未，遂罢总辖，令亭户自请本钱焉。
宁宗庆元元年二月诏循环盐钞住罢，将增剩钞名改作五支文钞给算，与日前已投在仓通理资次支请。以淮东提举陈损之言：“循环、增剩两等文钞，据客人称循环钞多有弊。盖自宣和客人先买一钞，更重买一钞，其先钞号为旧钞，而重买谓之新钞。旧钞可以搀支，重买复为旧钞，如此循环，实商贾之利也。乞截日住罢，只用一色增剩钞支请。”於是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矣。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