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吏（非，责也。吏，田也。言吏急民，使不得营私田），公田稼不善则非民（民勤私也）。初税亩者，非公之去公田，而履亩十取一也，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（悉谓尽其力）。”
鲁成公元年，作邱甲（《周礼》：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邱。邱十六井，出戎马一匹，牛三头。四邱为甸，甸六十四井，出长毂一乘、戎马四匹、牛十二头、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。此甸所赋，今鲁使邱出之，讥重敛）。
《左氏传》曰：“为齐难故。”
鲁哀公十二年，用田赋（杜预注《左传》：“邱赋之法，因其田财，通出马一匹、牛三头，今欲别其田及家财，各自为赋，故名田赋。”何休注《公羊传》：“田谓一井之田，赋者敛取其财也。言用田赋者，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。不言井者，城郭里巷亦有井，嫌悉赋之。《礼》：税民，公田不过什一；军赋，十井不过一乘。哀公外慕强兵，空尽国储，故复用田赋过什一”）。
《左传》：“季孙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。仲尼不对，而私於冉有曰：‘君子之行也度於礼，施取於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。如是，则以邱亦足矣（邱，十六井，出戎马一匹，牛三头，是赋之常法）。若不度礼而贪冒无厌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；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访焉。’不听。”
《国语》：“仲尼不对，而私於冉有曰：‘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远近；赋里以入，而量其有无；任力以夫，而议其老幼。於是乎有鳏、寡、孤、疾，有军旅之出则徵之，无则己（言无军旅则不征鳏、寡、孤、疾之赋）。其岁收，田一井出禾、秉刍、缶米，不是过也（此有军旅之岁所征。缶庾也，十六斗曰庾。十庾曰秉。秉，二百四十斗。四秉曰，十曰，六百四十斛）。先王以为足。若子季孙欲其法也，则有周公之籍；若欲犯法，则苟而赋，又何访焉。”
按：四井为邑，四邑为邱，四邱为甸，甸六十四井，成公以甸赋取之於邱，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时。今详夫子答语，如《左传》所载，似是以井赋取之於邱（田乃一井之田，注见上），则又十六倍於成公之时，未应如是其酷。如《国语》所载，是以军旅之赋施之平时，则只是每井加赋，而未必尽及一邱之数。此杜、何二公所注，所以有别赋家财及引汉敛民钱为喻之说也。
哀公问於有若曰：“年饥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对曰：“盍彻乎？”公曰：“二，吾犹不足，如之何其彻也？”有若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（二，谓己收公田之租，又履私田之亩，十取其一）？”公又问於孔子，孔子曰：“薄赋敛，则人富。”公曰：“若是，寡人贫矣。”对曰：“岂弟君子，人之父母。未见子富而父贫也。”
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，孟子曰：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禄不平。是故暴君吏必慢其经界。经界既正，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。夫滕壤地褊小，将为君子焉？将为野人焉？无君子莫治野人，无野人莫养君子。请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。卿以下必有圭田，圭田五十亩，馀夫二十五亩。死徙无出乡，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。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，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，公事毕，然後敢治私事，所以别野人也。此其大略也。若夫润泽之，则在君与子矣。”
朱子《集注》曰：“经界谓治地分田，经画其沟涂封植之界也。此法不修，则田无定分，而豪强得以兼并，故井地不均；赋无定法，而贪暴得以多取，故禄不平。野，郊外都、鄙之地。九一而助，为公田而行助法也。国中，郊门之内，乡、遂之地也。田不井授，但为沟洫，使什而自赋其一，盖用贡法也。周所谓彻法盖如此。当战国时，非惟助法不行，其贡亦不止什一矣。圭田，世禄常制之外又有此田，以奉祭祀，所以厚君子。不言世禄，滕已行之，但此未备。馀夫年十六授此田，在百亩之外，所以厚野人。‘方里而井’以下，乃周之助法。上言野及国中二法，此独详於治野者，国中贡法当时已行，但取之过於什一耳。”
魏文侯时，租赋增倍於常，或有贺者，文侯曰：“今户口不加而租赋岁倍，此由课多也。譬如彼治冶，令大则薄，令小则厚，治人亦如之。夫贪其赋税不爱人，是虞人反裘而负薪也。徒惜其毛，而不知皮尽而毛无所傅。”
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，以为地方百里，提封九万顷，除山泽、邑居三分去一，为田六百万亩。治田勤谨，则亩益三升（臣瓒曰：“当言三斗，谓治田勤则亩加三斗也”），不勤，则损亦如之。地方百里之增减，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（馀见《平粜门》）。
秦孝公十二年，初为赋（纳商鞅说，开阡陌，制贡赋之法）。
杜氏《通典》曰：“秦孝公用商鞅。鞅以三晋地狭人贫；秦地广人寡，故草不尽垦，地利不尽出。於是诱三晋之人，利其田宅，复三代无知兵事，而务本於内；而使秦人应敌於外。故废井田，制阡陌，任其所耕，不限多少，数年之，国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