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五十以上皆汰为民。及销并之久，军额废阙，则六十以上，复收为兵矣。
自元丰而後，民兵日盛，募兵日衰，其募兵阙额，则收其廪给，以为民兵教阅之费。元以降，民兵亦衰。崇宁、大观以来，蔡京用事，兵弊日滋，至於受逃亡、收配隶犹恐不足。政和之後，久废补，军士死亡之馀，老病者徒费金，少健者又多冗占，阶级既坏。纪律遂亡。童贯握兵，势倾内外，凡遇阵败，耻於人言，第言逃窜。河北将兵，十无二三，往往多是住招，故为阙额，以其封桩，为上供之用。陕右诸路，兵亦无几。种师道将兵入援，止得万五千而已。靖康之初，召募益急，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，固尝申抑招之令。明减克之罚，重末作之禁，严窜亡之罪，至於画一之诏，哀矜痛切，亦已无及。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？
六月，河北制置使刘奏：“近制置种师中领军到榆次，失利，兵马溃散，师中不知存在。奉圣旨，师中下应统制、将佐、使臣等，并与放罪。臣契勘用兵失主将，统制、将佐并合行军法。军法行，则人以主将为重，缓急必须护救。若不行军法，缓急之际，争先逃遁，主将如路人，略不顾恤。近年以来，高永年陷殁，一行将佐及中军将、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，继而刘法陷殁，今又种师中死军。夫两军相遇，势力不加，血战而败，士卒痛有伤折，或失主将，亦无可言者。榆次之战，顷刻而溃，统制、将佐、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，中伤者十无一二，独师中不出。或谓师中抚御少恩，纪律不严，然师中忠义许国，受命即行，遇敌奋不顾身，古之忠臣，未见其比。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，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，时召诸将，已无在者。至贼兵犯营，师中犹未肯上马。使师中有偷生之心，闻初败即行，亦必得出。使诸将忧失主帅受军法，亦必戮力相救，或能破敌。今一军才，诸将便不顾主帅，相继而遁，意谓全军溃散，必难以尽行军法。诸将初出，犹有惧色，既闻放罪，遂皆释然。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，末欲穷治。今师旅方兴，深恐无所惩艾，遇敌必不用命。欲乞特降指挥，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、将佐并先次施行，依已得指挥，令依旧军前自效。如能用命立功，即与免罪。今後非立战功，虽该恩赦，不得叙复。仍乞降诏优异褒赠师中，以为忠义死事之劝。”诏：“种师中下统制、将佐并各付降五官，仍令刘开具职位、姓名申尚书省，馀依奏。”十月枢密院奏：“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生户。”从之。
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黄旗满市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，全无斗志。何用王健募奇兵，操瓢行乞羸劣之人，皆跃然应募，仓卒未就纪律。奇兵乱，殴王健，杀使臣数十人，内前大扰。王宗氵楚斩渠魁数人，乃定。及出战，为铁骑所冲，望风奔溃，歼焉。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，如术人柳彦辅，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。小人布衣补官，不问能否，与官告数十道，使之妄用。
●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
○兵制
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，初募兵近万人。王旅寡弱，至招溃卒、收群盗以补之。既即位，始置御营司，以大臣主之。四年，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。（详见《禁旅门》。）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“御前诸军者，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。祖宗以来，内外诸军惟厢、禁二色而已。禁军皆隶三衙，而更戍於外；厢军者所在有之，以守臣节制。若禁军在边上，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，武臣但为总管。熙宁间，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。神宗将有事於四夷，乃置百三十将，其法甚备。崇、观後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，故阙而不补者几半。军兴以来，所存无几。上在元帅府，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，後又得王渊、杨惟忠等河北之兵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以为御营五军，然犹未大盛也。三年四月，又更置御前五军。刘光世所领西兵，则谓之巡卫军，在五军之外。是岁，又改为神武五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又改为行营四护军，张俊称前军，韩世忠称後军，岳飞称左军，刘光世称右军，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，而吴军如故。七年八月，光世军叛降伪齐，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。十一年四月，三宣抚司罢，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御前诸军。十八年，川陕军亦如之，其军皆不隶三卫，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。御前军者，帅臣不可得而节制，得自达於朝廷。令禁兵但供厮役，大抵如昔之厢军，将官虽存，亦无职事，但为武臣差遣而已。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，而改御前军为禁军，所在以帅臣节制之，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，庶几兵民权出於一，而缓急可以责成，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。”
建炎之後，诸大将之兵浸增，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，而因时制变，随处立营，迁易靡定，驻未有常所。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，韩世忠军或屯江阴，岳飞一军或戍宜兴、蒋山，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，而吴之兵，多屯凤州、大散关、和尚原，大略可考矣。当是时，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，而川、陕不与。及杨沂中将中军，专总宿卫，於是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湖南王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，时亦未有常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