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> 《唐书 兵志》：“唐有天下二百馀年，而兵之大势三变。其始盛时有府兵，府兵後废而为广骑，广骑又废，而方镇之兵盛矣。及其末也，强臣悍将兵布天下，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师，曰禁军。其後天子弱，方镇强，而唐遂以灭亡者，措置之势使然也。”盖府兵之制，居无事时耕於野，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。若四方有事，则命将以出，事解辄罢，兵散於府，将归於朝。故士不失业，而将帅无握兵之重，所以防微杜渐，绝祸乱之原也。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，武夫悍将虽无事时，据安险，专方面，既有其土地，又有其民人，兵甲财赋，以布列天下。然则方镇不得不强，京师不得不弱。夫置兵所以止乱；及其弊也，足以为乱；又其甚也，至困天下以养乱。故兵之始重於外也，土地民赋非天子有；既其盛也，号令征伐非其有；其末也，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，遂以灭亡，可不哀哉。
●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
○兵制
梁太祖开平元年：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，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，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至是诏赦其罪，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，盗减什七八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“《五代史 刘守光传》，天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‘定霸都’，士人则文其腕或臂，曰‘一心事主’，得二十万人。”故苏明允《兵制篇》曰：‘屯田府兵，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，而後世之君，又不能循而守之，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，自後遂以为常法，使之不得与齐民齿。’然余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乃云：‘健儿文面，自梁太祖始。’梁、燕皆同时，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。”
致堂胡氏曰：“伊尹曰：‘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’孔氏曰：‘凿其额，以墨涅之。’《吕刑》曰：‘苗民淫为劓耳刂黥。’孔氏曰：‘黥面也。’然则涅其颡者，乃五刑之正，而黥其面者，乃五虐之法也。颡受墨涅，若肤疾然，虽刑而不害；以字文面，则弃人矣。是法也，始於有苗，至刘仁恭、朱全忠加甚。籍民为兵，无罪而黥之，使终身不能去，以自别於平人，非至不仁者，莫忍为也。”
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敕：“随驾收复汴州，并扈从到洛京，南郊立仗都将官员，自检校司空已下，宜并赐‘协谋定乱匡国功臣’，自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至大夫、中丞，宜并赐‘忠勇拱卫功臣’，其初带宪衔，并赐‘忠烈功臣’，已有功臣名者，不在此限，其节级长行军将，并赐‘扈跸功臣。’”（唐元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“唐元功臣，”不过十数人。德宗驻跸奉天，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“奉天定难功臣”。及僖宗、昭宗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，至是遍及戎卒，非赏典也）。
潞王之初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至阅实金帛，不过三万两疋，而赏军之费，计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。又据屋为率，无问白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。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。帝怒，下军巡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，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。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。帝患之，李专美曰：“臣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自骄。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，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於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於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”帝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‘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’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
晋初置乡兵，号“天威军”，教习岁馀，村民不娴军旅，竟不可用，悉罢之，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，多聚山林为盗。及契丹入汴，纵胡骑打草，民不堪命，所在盗起，攻陷州县，长吏不能制。
周太祖显德元年，军士有流言，郊赏薄於唐明宗时。帝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“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菲食，专以赡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赡军之外，鲜有赢馀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，惟知怨望，於汝辈安乎！”皆惶恐谢罪，退，索不逞之徒戮之，流言息。
世宗即位，既败北汉兵於高平，谋肃军政。初，宿卫之士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简阅，恐伤人情，由是羸老者居多，但骄蹇不用命，实不可用，每遇大敌，不走则降，其所以失国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，始知其弊，谓侍臣曰：“凡兵务精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，奈何浚民之膏泽，养此无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