久戍之役。武后以来，承平日久，府兵浸堕，为人所贱。百姓耻之，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。又，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，边将效之。山东戍卒，多赍缯帛自随，边将诱之，寄於府库，昼则苦役，夜絷地牢，利其死而没入其财。故自天宝以後，山东戍卒，还者十无二三，其残虐如此。然未尝有外叛内侮，杀帅自擅者，诚以顾恋田园，恐累宗族故也。自开元之末，张说始募长征兵，谓之广骑，其後益为六军。及李林甫为相，奏诸军皆募人为之。兵不土著，又无宗族，不自重惜，忘身徇利，祸乱自生，至今为梗。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，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？陛下思复府兵，此乃社稷之福，太平有日矣。”上曰：“俟平河中，当与卿议之。”
三年，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。对曰：“今岁徵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，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。今粟斗直钱百五十，为钱三百六万缗。国家比遭饥乱，经费不充，就使有钱，亦无粟可籴，未暇议复府兵也。”上曰：“然将柰何？亟减戍卒归之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诚能用臣之言，可以不减戍卒，不扰百姓，粮食皆足，粟麦日贱，府兵亦成。”上曰：“果能如是，何为不用！”对曰：“此须急为之，过旬日则不及矣。今吐蕃久居原、兰之，以牛运粮，粮尽，牛无所用，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，因党项以市之，每头不过二三疋，计十八万疋，可致六万馀头。又命诣冶铸器，籴麦种，分赐缘边军镇，募戍卒，耕荒田而种之。约明年麦熟，倍偿其种，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，官为籴之。来春种禾亦如之，关中土沃而久荒，所收必厚，戍卒获利，耕者浸多。边地居人至少，军士月食官粮，粟麦无所售，其价必贱，名为增价，实比今岁所减多矣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即时命行之。泌又言：“边地官多阙，请募人入粟以补之，可足今岁之粮。”上亦从之，因问曰：“卿言府兵亦集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戍卒因屯田致富，则安於其土，不复思归。旧制，戍卒三年而代，及其将满，下令有愿留者，即以所开田为永业。家人愿来者，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。据应募之数，移报本道，虽河、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，亦喜闻矣。不过数番，则戍卒皆土著，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，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︹也。”上喜曰：“如此，天下无复事矣。”泌曰：“未也，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。”上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臣未敢言之，俟麦禾有效，然後可议也。”上固问，不对。泌意欲结回纥、大食、南与共图吐蕃，令吐蕃所备者多。知上素恨回纥，恐闻之不悦，并屯田之议不行，故不肯言。既而戍卒应募，愿屯田者什五六。
宪宗元和中，供岁赋者浙西、浙东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八道，户百四十四万，比天宝、开元四之一；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，加天宝三之一，通以二户养一兵。京西、北、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，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，而兵卒九万，率三户以奉一兵。
穆宗初即位，两河略定，宰相萧亻免、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，渐宜消兵，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，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、死。上方荒宴，不以国事为意，遂可其奏。军士落籍者众，皆聚山泽为盗。及朱克融、王庭凑作乱，一呼而亡卒皆集，诏徵诸道兵讨之，诸道既少兵，临时召募乌合之众，又诸节度既有监军，其领偏师者，亦置中使监陈，主将不得专号令。战小胜则飞驿奏捷，自以为功，不胜则迫胁主将，以罪归之。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，遗羸懦者就战，故每战多败。又，凡用兵举动，皆自禁中授以方略，朝令夕改，不知所从，不度可否，惟督令速战。中使道路如织，驿马不足，掠行人马以继之，人不敢由驿路行。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人之众，裴度元臣宿老，鸟重允、李光颜皆当时名将，讨幽、镇万馀之众，屯守逾年，竟无成功，财竭力尽。崔植、杜元颖、王播为相，皆庸才无远略；史宪诚既逼杀田布，朝廷不能讨，遂并朱克融、王庭凑以节钺授之。由是再失河、朔，讫於唐亡，不能复取。
致堂胡氏曰：“兵不可好，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灾；亦不可恶，恶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祸。三代藏兵於农，三时耕种，一时讲武。若有征讨，则命卿将之。天子六卿，大国三卿，次国二卿，小国一卿。大事则六军尽行。又召会诸侯，诸侯之军无王命不敢私用，内外重轻之势如此。其不用也，举天下皆力农桑知孝弟之民；其用也，举万乘皆赢股肱、决射御之士夫。岂有兵少兵多之患哉？唐自张说变革府卫，日以陵夷，李邺侯言欲修复而不果也。宪宗中兴，所宜讨论旧制，而急於近效，不为远图。至萧亻免、段文昌慕销偃之美名，而不知弛张之道。既许以逃死，则百人之中岂但八人而已？奸将贪帅利其衣粮，则军镇之兵，实亡而名在耳。夫兵，有国之大事也。宰相既妄奏请，穆宗听之懵然，则以宪宗豢养其子，不知教之之过也。”
唐方镇节度使之兵，其原皆起於边将之屯防者。唐初，兵之戍边者大曰军，小曰守捉，曰城，曰镇，而总之曰道。自武德至天宝以前，边防之制，其军、城、镇、守捉皆有使，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，已而更曰大都督。至太宗时，行军征讨曰大总管，在其本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