圣七年，令商人於在京榷货务入纳钱银，算请末盐。盖在京入纳见钱算请，始见於此。而解盐算请，始天圣八年；福建、广东盐算请，始景二年。京师岁入见钱至二百二十万，诸路斛斗至十万石（见是年八月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、福建等路提举盐事朱某奏）。祖宗之意，虑客钞行而州县之盐不足，则为之限制（至道二年二月，敕江、浙、淮南官卖盐，并赴永丰、盐城监般请，其海陵监应副客人；至解盐则以唐、邓、商、均等十一州为在京入纳金银交引地分，永兴、凤翔等二十五州为陕西入纳粮草交引地分。可谓详密矣），熙、丰新法，增长盐价（福建路祖额卖盐收到二十七万三百馀贯，自推行盐法，於元丰二年收到四十六万五千三百馀贯，三年收六十万馀贯，见转运司贾青奏。河北路自元丰七年正月推行盐法，至十一月终，收盐息钱二十六万五千贯，充便籴司籴本，见元丰八年四月六日敕。可以略见当时盐课）。於是河北复官盐，而广盐亦通入江、湖，置便籴司，以所封椿诸路增剩盐利钱充籴本。元裁损剩数，且罢封椿。三年，令任公裕裁定增损九路盐价，未几，复新法。绍圣三年二月，江、湖、淮、浙六路，通算钞引见钱充足。元八年，年额外有增收到五分入朝廷封桩，五分转运司。元符元年九月，令福建准此。崇宁元年二月，敕盐钞每一百贯於在京入纳九十五贯，於请盐处纳充盐本，其绍圣三年五分指挥不行。自二年十二月行法，至三年十一月，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馀万贯，遂尽罢，诸路官以盐钞每百贯拨一贯与转运司。於是东南官卖与西北折博之利尽归京师，而州县之横敛起矣。”
开宝七年，诏三司校诸州盐、麴、市征、地课而殿最之。
令诸州知州通判官、兵马都监、县令所掌盐、麴及市征、地课等，并亲临之，月具籍供三司，秩满较其殿最，欺隐者置於法。募告者，赏钱三十万。
止斋陈氏曰：“太平兴国以後，虽有比较岁入增亏酬奖之法，而累朝多不果行。至景德以後，且有诸盐场监受课出剩不得理为劳绩。嘉赦文，又申严希求恩赏，苛阻商旅之禁。至熙宁五年，始令逐年转运司每岁比较州县盐酒课利最多最少者两处，开坐增亏及知、通、令、尉名衔闻奏，当行赏罚，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减。”
雍熙四年，禁代州宝兴军等处民私市北虏骨堆渡及桃山盐，犯者论罪有差。
雍熙後，以用兵乏馈饷，令商人输刍粟塞下，增其直，令江、淮、荆湖给以颗、末盐。
端拱二年，置折中仓，听商人输粟京师，优其直，给江、淮茶盐。
咸平四年十月，秘书丞、直史馆孙冕上言曰：“茶盐之制，利害相须。若或江南、荆湖通商卖盐，缘边折中粮草，在京纳金银钱帛，则公私皆便，为利实多。今若便放行，即南中州军且令官卖。商人既已入中，候其换易交引，往至亭场，川路遐，风波阻滞，计须二年以上，方到江、潭。未即，官卖盐课已倍获利入，纵其坌集，稍侵官卖之额，然以增补亏，於官无损，缘边入中又委输愈多。况三路官卖旧额止百三十万贯，臣计在北所入已多，在南所亏至少，旧额钱数必甚增盈。其淮南禁盐，有长江之限，但严切警巡，明立赏罚，则官卖盐课，必不亏悬。设使淮南因江南、荆湖通商之後，官吏怠慢，或至年额稍亏，则国家以折中粮草赡得边兵，以中纳金银实之官库，且免和雇车乘，差扰户民，冒涉凛寒，经历遐远。借加荆湖运钱万贯，淮南运米千石，以地里脚力送至穷边，则官费民劳，何啻数倍！”诏吏部侍郎陈恕等议其事。恕等上议曰：“江、湖之地，素来官自卖盐，禁绝私商，良亦有以。盖由近煮海之地，自犯禁之人，官得缗钱，颇资经费。且江、湖之壤，租赋之中，帛虽多，钱刀盖寡。每岁买茶入榷，市铜铸钱，准粮斛以益运输，平金银以充贡入。乃至京师便易，南土支还，赡用之名，实藉盐钱助，居常度费，犹或阙供。今若悉许通商，则必顿无储拟，未有别钱备用，盐法讵可更张？且变制改图，事非细故，若匪官盐住卖，则又私商不行。即令住卖官盐，立乏一年课额。况行商算画，必务十全，岂有江、湖官犹卖盐，边塞私肯入粟？假令敢入私物，获请官盐，首初运到江、湖，必须官私竞贸。既而官价高大，私价低平，多粜商盐，则官盐不售；并依官价，则私价太高。公私两途，矛盾不已，则官利失而私商困矣。况不即住卖而望商人入中藁粟者，未之有也；既入中藁粟而望课利不亏者，亦未之有也。向者淮南通商，亦於边上折中，一岁之内，入数甚微，粮则不及万锺，草则多无一束。近者陕西盐法，亦令纳秸资边，一年之，数亦无几。全亡实验，但有虚名。江、湖若放通商，淮南亦须撤禁。三处既私商杂扰，两浙必官盐流离，透漏侵淫，禁不可止。乍变易则江、湖为首，终紊乱则淮、浙相兼，大失公储，莫救边备，若以施之於今日，窃恐未为叶宜也。”诏从之。
榷矾者，唐於晋州置平阳院以收其利，开成三年，度支奏罢之，以矾山归州县。五代以来，创务置官吏。宋朝之制，白矾出晋慈坊州、无为军、汾州之灵石县（无为军场曰昆山，自大中祥符元年後，以停积颇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