蜀人房庶亦深讥其非是，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，其大略以谓‘上古世质，器与声朴，後世稍变焉。金石，钟磬也，後世易之为方响；丝竹、琴箫也，後世变之为筝笛；匏，笙也，攒之以斗；埙，土也，变而为瓯；革，麻料也，击而为鼓；木，也，贯之为板。此八音者，於世甚便。而不达者，指庙乐钟、磬、宫轩为正声，而概谓胡部、卤部为淫声。殊不知大辂起於椎轮，龙艘生於落叶，其变则然也。古者以俎豆食，後世易之以否盂；古者簟席以为安，後世更之以榻案。虽使圣人复生，不能舍否、盂榻案而复俎豆、簟席之质也。然则八音之器，岂异於此哉！孔子曰‘放郑声，郑声淫。’者，岂以其器不若古哉？亦疾其声之变耳。试使知乐者，由今之器，寄古之声，去其┎靡曼，而归之中和雅正，则感人心，导和气，不曰治世之音乎？然则世所谓雅乐者，未必如古，而教坊所奏，岂尽为淫声哉？’当数子纷纷改制锺律而复、庶之论，指意独如此。故缀其语存之，以俟知音者焉。
按：“夫子曰：‘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！’孟子曰：‘今之乐，犹古之乐也。’先儒亦谓‘乐只是一个和。’由是观之，所谓乐者，和，其本也；声器，其末也。使其政和而世治，则虽管弦皆教坊之新声，度曲皆任之杂乐，毋害其为安且乐也。如其政乖而世乱，则虽声歌下管尽合箫韶，金石一循雅奏，毋害其为怨而怒也。房庶之言当矣。然庶当李照、阮逸制乐之时，特为此论，後来乃复创为古本《汉书》有‘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’之说，欲改定律吕，范蜀公力主其说，别撰新乐上进，则复效照、逸之为，而与素论背驰，何邪？”
钧容直：嘉元年，系籍三百八十三人。六年，增置四百三十四人，诏以为额，阙即补之。其後，监领内侍言钧容直与教坊乐并奏，声不谐。诏罢钧容旧十六调，取教坊十七调隶习之，虽有损益，然其大曲、曲破并急慢诸曲与教坊颇同矣。
元丰官制行，以教坊隶太常寺。同天节、宝慈、庆寿宫生辰、皇子、公主生，凡国之庆事，皆进歌乐词。若行幸，则钧容直奏乐以导从，其制与教坊同。熙宁九年，教坊副使花日新言：“乐声高，歌者难继。方响部器不中度，丝竹从之。宜去噍杀之急，归单缓之易，请下一律，改造方响，以为乐准。丝竹悉从其声，则音律谐协，以导中和之气。”诏从之。十一月，奏新乐於化成殿，帝谕近臣曰：“乐声降一律，已得宽和之节矣。”增赐方响为驾三十，命太常下法驾、卤部乐一律，如教坊云。
政和三年，诏以《大晟乐》播之教坊，颁行天下。尚书省言：“大晟燕乐已拨归教坊，所有习学之人，元隶大晟府教习，今当并令就教坊习学。”从之。四年，礼部奏：“教坊乐，春或用商声，孟或用季律，甚失四时之序。乞以大晟府十有二月所定声律，令教坊阅习。”从之，仍令秘书省撰词。
陈氏《乐书》曰：“宋朝循用唐制，分教坊为四部。收荆南，得工三十二人；破蜀，得工一百三十九人；平江南，得二十六人，始废坐部。定河东，得工十九人；藩臣所献八十三人；及太宗在藩邸，有七十馀员，皆籍而内之。繇是精工能手大集矣。其器有琵琶、五弦、筝、箜篌、笙、箫、篥、笛、方响、杖鼓、羯鼓、大鼓、拍板、并歌十四种焉。自合四部以为一，故乐工不能遍习，第以大曲四十为限，以应奉游幸二燕，非如唐分部奏曲也。唐全盛时，内外教坊近及二千员，梨园三百员，宜春、韶诸院及掖庭之伎，不关其数。太常乐工动万馀户。圣朝教坊裁二百员，并韶、钧容东西班，不及千人，有以见祖宗勤劳庶政，罔淫於乐之深意也。然均调尚以宴乐胡部之声，音器尚袭法曲龟兹之陋，非先王制雅颂之音也。革而正之，岂非今日急务邪？”
高宗建炎初，省教坊。绍兴十四年复置，凡乐工四百六十人，以内侍充钤辖。绍兴末复省。
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将用乐上寿，上曰：“一岁之，只两宫诞日外，馀无所用，不知作何名色？”大臣皆言临时点集，不必置教坊。上曰：“善。”乾道後，北使每岁两至，亦用乐，但呼市人使之，不置教坊，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。旧例，用乐人三百人，百戏军百人，百禽鸣二人，小儿队七十一人，女童队百三十七人，筑军球三十二人，起立门行人三十二人，旗鼓四十人（以上并临安府差），相扑等子二十一人（御前忠佐司差）。上命罢小儿及女童队，馀用之。
《中兴四朝 乐志》叙曰：“古者，燕乐自周以来用之。唐贞观增隋九部为十部，以张文收所制歌名燕乐，而被之管弦。厥後至坐部伎，琵琶曲盛於时，匪直汉氏上林乐府、缦乐不应经法而已。国朝初，置教坊，得江南乐，已汰其坐部不用。承平因旧典创新声，转加流丽。政和，诏以大晟雅乐施於燕飨，御殿按试，补徵、角二调，播之教坊，颁之天下。然当时乐府奏言，乐之诸宫调多不正，皆俚俗所传。及命刘辑《燕乐新书》，亦惟以八十四调为宗，非复雅音，而曲燕昵狎，至有援‘君臣相说之乐’以藉口者。末俗渐靡之弊，愈不容言矣。绍兴在宥，始蠲省教坊乐，凡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