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嘉中，锺宗之更调金石：至十四年，奚纵又改之。晋及宋、齐县钟磬，大准相似，皆十六架。
陈氏《乐书》曰：“自两汉而下，晋及宋、齐，钟磬之县皆不过十六ね，黄锺之宫，北方北面，编钟起西，其东编钟，其东衡，其东。太蔟之宫，东方西面，起北。蕤宾之宫，南方北面，起东。姑洗之宫，西方东面，起南。所次并如黄锺之宫。设建鼓於四隅，县内四面各有、。梁武帝曰，今太乐有黄锺、姑洗、蕤宾、太蔟四格，号为四厢，各置五钟，别以五钟应之，然《大传》言天子出，撞黄锺，右五钟皆应，是起建丑月至建已月也。入撞蕤宾，左五钟皆应，是起建未月至建亥月也。合二五而十之，就黄锺、蕤宾，则十二律之数备矣。晋太元中，杨蜀正四厢，宋元嘉中，锺宗之调金石，不知乎此，乃用四律，律各铸五钟，奏乐之日，各以参之，置左则缺右，置右则缺左，失之远矣。”
梁制：凡律吕十二月而各一钟。天子宫县，黄锺、蕤宾在南北，自馀则在东西。黄锺厢宜用钟、磬各二十四，以应二十四气也。当是时，因去衡钟，设十二钟，各依辰位而应律，每一钟，设编钟、磬各一ね，合三十六架，植鼓於四隅，元会备用焉。初，宋、齐以太蔟代夹锺，在东厢西乡，以姑洗代南吕，在西厢东乡，不亦失乎！
梁武帝制曰：“先儒皆以宗庙宜设宫县。按《周官》奏黄锺，歌大吕，舞《门》，以祀天神；奏太蔟，歌应锺，舞《咸池》，以祭地；奏夷则，歌小吕，舞《大》以享先妣；奏无射，歌夹锺，舞《大武》，以享先祖。《虞书》云：“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，下管鼗鼓，合止，笙镛以间。”周礼则分乐享祀，《虞书》则止鸣四县。求之於古，无宫县之文，按所以不宫县者，事人礼缛（音辱，数也），事神礼简。《礼器》云，天子之堂九尺，而至敬不坛：天子龙衮，而至敬不文。观天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，则以少为贵。《郊特牲》云，宗庙之器，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，所以交於神也，不可以同於所安乐之义也。王肃初不分析此前数旨，直言用天子之制，若郊庙既均，其制二神礼文，复何以同？今宜祀天地宗庙，逐所应须便即设之，则非宫，非轩，非判，非特，直以致敬所以应施用耳。”
後魏诏公孙崇、刘芳更造金石，又诏祖莹理之。太乐令张乾龟谓莹曰：“刘芳所造六格，郊丘宗庙用之。北厢黄锺之均，实夷则之调，馀三厢，宫商不和，共用一笛。又有姑洗、太蔟二格用之後宫，检其声韵，复是夷则。”钟磬之县，各有十四，莹复更为十六。其後元孚复询张乾龟等前置宫县四厢┺ね十六，又有仪钟十四ね，县架首，初不叩击，元孚始按律求声，依十二月设县，会旋相为宫之义，又得律吕相生之体，亦可谓用心矣。然乐县十二应十二中气，古之制也，四厢十六ね，用四清之过也。仪钟十四ね，用正倍七音之过也。
後周长孙绍远谓乐以八为数。时，裴正上书以为大舜欲闻七始，周武爰创七音，特林锺作黄锺以为正调之首。诏与绍远详议，遂定以八数焉。後武帝读史书，见武王克商而作七始，又欲废八县七，并除黄锺正宫，用林锺为调首。绍远复奏曰：“天子县八，肇自先民，详诸经义，又无废八之典，且黄锺为君，天子正位，今欲废之，未见其可！”後帝终废七音属。绍远遘疾，虑有司遽损乐器，乃与乐部齐植言之。要之废八县七，非也；废七县八，亦非也。析之圣经，惟县十二为合古制矣。
隋初，宫县四面（面各二ね，通十二为二十ね），各一员，建鼓四员，歌、琴、瑟、箫、筑、筝、ㄐ筝、卧箜篌、小琵琶，面各十人，在编磬下。笙、竽、长笛、横笛、箫、篥、篪、埙，面各八人，在编钟下。舞各八佾。宫县┺ね，金五博山，饰以流苏植羽，其乐器应漆者，天地之神皆朱。宗庙殿庭加五色漆，画天神。县内加雷鼓，地示加灵鼓，宗庙加路鼓，殿庭不加鼓。县工皆平巾帻，朱连裳。後牛弘等更定其制，袭後周故事，用七正七倍，合为十四。长孙绍远援《国语》、《书传》七律七始之说，并据一言之也。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而同为ね。後魏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县之，洪等并以为非，而据《周官》“县钟磬、堵、肆编县二八”之文，并引《乐纬》“宫为君，商为臣，君臣皆尊，各置一副，故加十四而架十六”，又参用《仪礼》及《大传》为宫架陈布之法。北方南向，应锺起西，磬次之，黄锺次之，钟次之，大吕次之，皆东陈。一建鼓在其东，东鼓。东方西向，太蔟起北，磬次之，夹锺次之，钟次之，姑洗次之，皆南陈。一建鼓在其南，东鼓。南方北向，中吕起东，钟次之，蕤宾次之，磬次之，林锺次之，皆西陈。一建鼓在其西，西鼓。西方东向，夷则起南，钟次之，南吕次之，磬次之，无射次之，皆北陈。一建鼓在其北，西鼓。若大射，撤其北面，而加钲鼓。祭天，雷鼓；祭地，灵鼓；宗庙，路鼓：各有鼗焉。《仪礼》，宫架四面设钟十二ね，各依辰位。甲、丙、庚、壬之位设钟，乙、丁、辛、癸之位陈磬，共二十ね。宗庙殿庭郊丘及社用之。植建鼓於四隅，以象二十四气。依月为均，四庙同作，取《诗毛公传》四架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