鼓与舞皆六。是故于、鼓、钲、舞、篆、景、栾、隧、甬、衡、旋虫，钟之文也，著於外者也；广、长、空、径、厚、薄、大、小，钟之数也，起於内者也。若夫金锡之齐与铸金之状率按诸《经》，差之毫则声有高下，不可不审。其钟亦以此法而四倍之。今太常钟无大小，无厚薄，无金齐，一以黄锺为率，而磨以取律之合，故黄锺最薄而轻。自大吕以降，迭加重厚，是以卑陵尊，以小加大，其可乎？且清声者不见於《经》，惟《小胥》注云“钟磬者，编次之，二八十六枚而在一ね谓之堵。”至唐，又有十二清声，其声愈高，尤为非是。国朝旧有四清声，置而弗用，至刘几用之，与郑、卫无异。杨杰著注《元乐议》，以破镇说。曰：“镇谓：‘清声不见於《经》，惟《小胥》注云钟磬者，编次之，十六枚而在一扌谓之堵。至唐，又有十二清声，其声愈高，尤为非是。国朝旧有四声，置而弗用，至刘几用之，与郑、卫无异。’按编钟、编磬十六，其来远矣，岂独见於《周礼 小胥》之注哉？汉成帝时，犍为郡於水滨得古磬十六枚，帝因是陈礼乐《雅 颂》之声，以风化天下。其事载於《礼乐志》，不为不详，岂因刘几然後用哉？且汉承秦，秦未尝制作礼乐，其称古磬十六者，乃二帝、三王之遗法也。其王朴乐内编钟、编磬，以其声律太高，歌者难逐，故四清声置而不用。及神宗朝下二律，则四清声皆用而谐协矣。《周礼》曰：“凫氏为钟，薄厚之所震动，清浊之所由出。”则清声岂不见於《经》哉？今镇箫、笛、埙、篪、巢笙、和笙献於朝廷，箫必十六管，是四清声在其矣。自古无十二管之箫，岂《箫韶》九成之乐已有郑、卫之声乎？”礼部、太常亦言“镇乐法自系一家之学，难以参用。”而乐如旧制。
陈氏《乐书》曰：“先王作乐，以十有二律为之数度，以十有二声为之齐量。纪之以三，平之以六，归於十二，天之道也。然则以十有二辰正钟磬乐县之位，岂他故哉？凡以齐量、数度，考中声，顺天道而已。盖编钟十二，同在一ね为一堵，钟磬各一堵为肆。《春秋传》：‘歌钟二肆。’则四堵也。小胥之职：‘凡县钟磬，半为堵，全为肆。’是钟磬皆在所编矣。磬师掌教击磬，击编钟。於钟言编，则磬可知。《明堂位》曰：‘叔之离磬’。编则杂，离则特，谓之离磬，则特悬之磬，非编磬也。言磬如此，则钟可知也。荀卿言：‘县一钟’，《大戴礼》言：‘编县，一言特县。’钟磬如此，则编钟、编磬亦可知，岂非金石以动之，常相待以为用乎？由是观之，钟磬编县各不过十二，古之制也。汉服虔以十二钟当十二辰，更加七律一县为十九钟。隋之牛洪论後周钟磬之县，长孙绍援《国语》书传七律、七始之制，合正、倍为十四。梁武帝又加浊倍，三七为二十一。後魏公孙崇又参县之，合正倍为二十四。至唐分大、小二调，兼用十六、二十四枚之法，皆本二变、四清言之也。蔽於二变者，不过溺於《国语》书传；蔽於四清者，不过溺於《乐纬》。皆非圣经之意也。惟圣朝李照、范镇废四清、用十二律之议，何其智识之明而远过於诸子乎！李照虽知去四清，而不知去二变，犹不去四清也，将何以成和乐邪！真目论也（编钟，宫县用之。先儒设於甲、丙、庚、壬之位，十二律各有正声，说取黄锺至夹锺四律为清声，此牛洪据郑康成及《乐纬》之说也）。古者编钟、编磬，登歌用之，以节歌句，故堂上击黄钟特钟，而堂下编钟应之，击黄锺特磬而堂下编磬应之，上下唱和之道也。
青钟 赤钟 黄钟 白钟 黑钟 昔黄帝作五声，正五钟：一曰青钟，大音；二曰赤钟，心声；三曰黄钟，洫光；四曰景钟，昧其明；五曰黑钟，隐其帝。五声既调，然後作五行。《淮南子》谓孟秋之日，西馆御女白色，衣白采，撞白钟是也。宋徽宗崇宁三年，作《大晟乐》，铸景钟成。景钟者，黄钟之所自出也。垂则为钟，仰则为鼎。鼎之大，终於九斛，中声所极。制炼玉屑，入於铜齐，精纯之至，音韵清越。其高九尺，拱以九龙，惟天子亲郊乃用之。立於宫架之中，以为君围。於是命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为之铭，其文曰：“天造我宋，於穆不已。四方来和，十有二纪。乐象厥成，维其时矣。迪惟有夏，度自禹起。我龙受之，天地一指。於论景钟，中声所止。有作於斯，无袭於彼。九九以生，律吕根柢。维此景钟，非非侈。在宋之庭，屹然特峙。天子万年，既多受祉。维此景钟，上帝命尔。其承伊何？以燕翼子。永言宝之，宋乐之始。”大中大夫刘编《修乐书》：“金部有七：曰景钟。以为景钟乃乐之祖，而非常用之乐也。黄帝五钟：一曰景钟。景，大也。钟，西方之声，以象厥成。惟功大者其钟大，世莫识其义久矣。其声则黄之正，而律吕由是生焉。平时弗考，风至则鸣。”绍兴十三年，命给事中段拂等讨论景钟制度，按《大晟乐书》：“黄帝有五钟：一曰景钟。景者，大也。黄钟者，乐所自出，而景钟又黄钟之本，故为乐之祖，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，自斋宫诣坛则击之，以召至阳之气。既至，声阕，众乐乃作。祀事既毕，升辇又击之。盖天者，群物之祖，今以乐之祖感之，则天之百神可得而礼。音韵清越，拱以九龙，立於宫架之中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