矣，更大儒甚众庶之家，安得善本而有之？是必谬为脱文以欺於镇也。是大不然，镇岂可欺哉！亦以义理而求之也。《春秋》夏五之阙文，《礼记》、《玉藻》之脱简，後人岂知其阙文与脱简哉？亦以义理而知之也。犹镇之知庶也，岂可逆谓其欺而置其理义哉！又云：‘一黍之起，刘子骏、班孟坚之书为冗长者。夫古者有律矣，未知其长几何，未知其空径几何，未知其容受几何，岂可直以一千二百黍置其哉！宜起一黍积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满，故曰一黍之起，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其法与文势皆当然也，岂得为冗长乎？若如君实之说，以尺生律，《汉书》不当先言本起黄锺之长，而後论用黍之法也。若尔，是子骏、孟坚之书不为冗长，而反为颠倒也。”又云：“积一千二百黍之广，是为新尺一丈二尺者，君实之意，以积为排积之积，广为一黍之广而然邪！夫积者，谓积於管中也，广者，谓所容之广也。《诗》云：‘乃积乃仓’，孟康云：‘空径之广’是也。”又云，“径三分围九分者，数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则弃之也。今者，三分四六毫，其围十分三八毫，岂得谓不及半分而弃之哉？《汉书》曰：‘律容一龠，得八十一寸’，谓以九分之围，九寸之长，九九而八十一也。今围分之法既差，则新尺与量未必是也。如欲知庶之量与尺合，姑试验之乃可。”又云：“权衡与量，据其容与其重，必千二百黍而後可。至於尺法，止於一黍为分，无用其馀，若以生於一千二百，是生於量也。且夫黍之施於权衡则由黄锺之重，施於量则由黄锺之龠，施於尺则由黄锺之长，其实皆一千二百也。此皆《汉书》正文也，岂得谓一黍而为尺邪？岂得谓尺生量邪？”又云：“庶言太常乐太高，黄锺当古之中吕，不知中吕者果后夔之中吕邪，开元之中吕邪？若开元之中吕，则安知今之太高，非昔之太下者，此正是不知声者之论也，无复议也。”又云：“方响与笛，里巷之乐，庸工所为，不能尽得律吕之正者，是徒知古今乐器之名为异，而不知律与声之同也。亦无复议也。就使得其真黍，用庶之法，制为律吕，无忽微之差，乃黄帝及仲尼也。岂直后夔、开元之云乎？《书》曰：‘律和声。’方舜之时，使夔典乐，犹用律而后能和声。今律有四六毫之差，以为然，而欲以求乐之和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，其可得乎！其可得乎！”君实书又曰：“近於梦得处，连得所赐两书，且云铸周汉斛已成，欲令光至颍昌就观。周室既衰，礼缺乐弛，典章亡逸，畴人流散，律、度、量、衡不存乎世，《咸》、《夏》、《韶》、《护》不传乎人，重以暴秦焚灭六籍、乐之要妙，存乎声音，其失之甚易，求之甚难。自汉以来，诸儒取诸胸臆，以臆度古法，牵於文义，拘於名数，校竹管之短长，计黍粒之多寡，竞无形之域，讼无证之廷，迭相否臧，纷然无已。虽使后夔复生，不能决矣。彼周出於《考工记》，事非经见，是非固未得而知，如汉斛者，刘歆为王莽为之，就使其器尚存，亦不足法，况景仁复改其形制，恐徒役心费铜炭而已。”
按：古人言律为万事本，度量衡皆由焉。律以和声，度以审度，量以嘉量，衡以权衡。度有长短，量有小大，衡有轻重，虽庸愚之人，皆能知之。至律之於声，或雅或淫，或和或乖，则虽贤哲之士不能遽晓。盖四者之中，议律为难，度或长或短，量或小或大，衡或轻或重，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阙者。然以四海九州观之，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；以古往今来观之，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。盖随世立法，随地从宜，取其於用，而初无害於事，固不必尽同也。至律则差之丝忽，不能以谐声。声不谐，不足以为乐；乐不和，不足以致治。盖四者之中，制律为尤难。是以古人之於律，或求之於丝竹，伶伦之管，京房之准是也。或求之於金石，编钟、编磬、钟、ね磬之属是也。虽曰假器物以求之，然心之精微，口不能授；性所解悟，笔不能书。假如有人与后夔、伶伦并世而生，亦岂能尽得其叶律和声之法乎？後之儒者病乐之不和，议欲更律。而更律之法，或取之黍，或求之古之度量。然黍之法，汉制特以较度、量、衡，所谓黄锺之长，黄锺之龠，黄锺之重云者，特以明三物之与律相表里耳，未尝专言黍以为律也。至於古之度与量，则周、汉斛，与魏、晋以来尺十有五种，相去且千年，其流传至於今者，是乎非乎，不可得而详也。倘其果为古器，则不知造此器，之时其与虞朝之时，同律、度、量、衡，周王之考制度，果无纤毫之差乎！亦不可得而详也。而方伥伥然於千百载之後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邱古墓之中，而自以为得之，盖亦疏矣。盖律疏矣。盖律、度、量、衡，虽曰相为表里，然至易晓者度、量、衡也，至难知者律也；随时而变易屡易，而无害於事者，度、量、衡也（假如古者度短、量小、衡轻，後世度长、量大、衡重，则当其或短、或小、或轻之时多取之，或长、或大、或重之时少取之，而敛散同此一器，何害於事乎？周取民之制什一，汉取其五，秦取其大半，盖病在於重敛，不必大其器也）。一定而不易，易则害於乐者，律也。今失其难者，而反取则於其易者；失其不可易者，而反取则於其屡易者，何哉？窃以为必欲制，必如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