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。”
大乐繇建隆迄崇宁，凡六改作。始，太祖以雅乐声高，不合中和，乃诏和岘以王朴律准较西京铜望臬石尺为新度，以定律吕，於是历建隆後有和岘乐。仁宗留意乐律，判太常寺燕肃言器久不谐，复以朴准考正。时，李照以知音闻，谓朴准高五律，与古制殊，请依神瞽法铸编钟。既成，遂请改定雅乐，乃下三律，炼白石为磬，范中金为钟，图三辰、五灵为器之饰，於是景中有李照乐。未几，谏官、御史交论其非，竟复旧制。其後诏集侍从、礼官参定声律，而阮逸、胡瑗实主其事，更造磬钟，止下一律，以《大安》名之。钟声郁震掉，不和滋甚，遂独用之常祀、朝会焉，於是皇中有阮逸乐。神宗御历，嗣守成宪，未遑有所制作，从言者绪正一二。知礼院杨杰条上旧乐之失，召范镇、刘几与杰参议。几、杰请遵行祖训，一切下王朴二律，用仁宗所制编钟，追考成周用乐之序，辨正二舞容节；而镇欲求一稃二米真黍，以律生尺，改修锺量，废四清声。诏悉从几、杰议。乐成，奏之郊庙，於是元丰中有杨杰、刘几乐。范镇以为声杂郑、卫，退而请太府铜制律造乐。哲宗初，以乐来上，按试於庭，以李照乐下一律，於是元中有范镇乐。杨杰复议其失，以为出镇一家之学，卒置不用。徽宗欲制作以文太平，有方士魏汉津始破先儒累黍之非，用夏禹以身为度之说，请帝三指为黄锺之律度，铸帝鼐、景钟，谓之雅乐，赐名曰《大晟》，颁之天下，播之教坊，於是崇宁以来有魏汉津乐。
右《四朝史志》序，言宋乐中兴以前，其制屡易，本末大概如此。然李照、阮逸、刘几之乐，行而随废；范镇之乐，元未尝行；至《大晟乐》既成，始尽弃旧乐，以其制颁行天下。盖建隆之乐，至崇宁而始尽变耳。尝试论之，乐之道虽未易言，然学士大夫之说，则欲其律吕之中度；工师之说，则不过欲其音韵之入耳。今宋之乐虽屡变，然景之乐，李照主之，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叶而照卒。不知元丰之乐，杨杰主之，欲废旧钟，乐工不平，一夕易之，而杰亦不知。崇宁之乐，魏汉津主之，欲请帝中指寸为律，径围为容盛。其後止用中指寸，不用径围。且制器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，而汉津亦不知。然则学士大夫之说，卒不能胜工师之说，是乐制虽曰屡变，而元未尝变也。盖乐者，器也，声也，非徒以资议论而已。今订正虽详，而铿锵不韵；辨折虽可听，而考击不成声，则亦何取焉。然照、杰、汉津之说，亦既私为工师所易，而懵不复觉，方且自诡改制，显受Ο赏，则三人者，亦岂真为审音知律之士？其暗悟神解，岂足以希荀勖、阮咸、张文收辈之万一也哉！
高宗建炎二年，就维扬行郊祀礼，凡卤簿、乐舞，礼文多未备，严更警场，至就取中军金鼓，权一时之用。
绍兴元年，飨明堂。旧乐皆毁於维扬，乃相度裁减，权用遇雨望祭礼例，止设登歌，通作宫架之乐，其部色合用乐工止四十七人，乃招收承平旧工以补之。
上初即位，下诏：“朕方日极忧念，屏远声乐，不令过耳。承平典故，虽实废名存，亦所不忍，悉从减罢。”至绍兴十年，礼部侍郎施奏：“昨内外暂止用乐，今徽考大事已毕，慈宁又已就养，其时节上寿，礼宜举乐，一如旧制。”礼部寻言：“太母还宫，国家大庆，四方来贺。自今冬至、元正举行朝贺之礼，依国朝故事，合设大仗及用乐舞等，庶明天子之尊，旧典不至废堕。”诏：“俟来年举行。”
十三年，郊祀，诏修圜坛。有司言：“大礼排设备乐，宫架乐办一料外，登歌乐依在京夏祭例，合用两料。其乐器，登歌则用编钟、编磬各一架；、二；搏拊、鼓二；琴五色，自一、三、五、七至九弦各二；瑟四；笛四；埙、篪、箫并二；巢笙、和笙各四；并七星、九曜、闰馀匏笙各一；麾幡一。宫架则用编钟、编磬各十二架；、二；琴五色，各十；瑟二十六；巢笙及箫并一十四；七星、九曜、闰馀匏笙各一；竽笙十埙一十二；篪一十八；笛二十；晋鼓一；建鼓四；麾幡一。”乃从太常下之两浙、江南、福建州郡，又下之广东、荆湖南、北，刷取旧管大乐，上於行都，有阙则下军器所制造，并添修雅饰，遇雨则油帕排设用乐床，而乐器浸备。其乐工以太常寺所请，诏依在京例，选择行止畏谨人召募，合登歌、宫架用四百四十人，同日分诣太社、太稷、九宫贵神。每祭各用乐正二人，执色乐工、掌事、掌器三十六人，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。文舞、武舞计用一百二十八人，就用文舞番充。其二舞引头二十四人，各行募补。所募乐工、舞师，照在京例，分三等廪给。其募到乐正、掌事、掌器，自六月一日教习；引舞、色长、文武舞头、舞师并分诣乐工等，自八月一日教习。所贵乐艺精熟，不至疏卤，而乐工渐集。
十四年，正旦朝会，始陈乐舞在庭，公卿奉觞献寿。据元丰详定朝会乐：第一爵，登歌奏《和安之曲》，堂上之乐随歌而发；第二爵，笙入，乃奏瑞曲，惟吹笙而馀乐不作；第三爵，奏瑞曲，堂上歌，堂下笙，一歌一吹相；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