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之舞》。自是玉清昭应宫、亲荐皆备乐，同三十六ね（景灵宫以宫之庭狭，止用二十）。
真宗庙室酌献，奏《大明之曲》。
仁宗景二年，时承平久，上留意礼乐之事。先是，判太常寺燕肃言：“大乐制器岁久，金石不调，愿以王朴所造律准考按。”乃命馆职宋祁、李照同预。至是，肃等上所考定乐器，上临阅，奏郊庙五十一曲，因问照乐何如，照对“乐音高”，命详陈之。照言：“王朴律准视古乐高五律，视禁坊胡部乐高二律。击黄仲才应锺吕，击夹锺才应夷则，是冬行夏令，春召秋气。盖五代之乱，雅乐废坏，朴创意造律准，不合古法，用之本朝，卒无福应。又编钟、钟，无大小、轻重、厚薄、长短之差，铜锡不精，声韵失美，大者陵，小者抑，非中度之器。相传以为唐旧钟，亦有朴所制者。昔轩辕氏命伶伦截竹为律，复令神瞽协其中声，然後声应凤鸣，而管之参差亦如凤翅。其乐传之古，不刊之法也。愿听臣依神瞽律法，试铸编钟一ね，可使度、量、权衡协和。”诏许之，仍令就锡庆院铸之。照请下潞州求上党县羊头山黍，及下怀州河内县取葭莩制玉律以候气，从之。寻以王曾、吕夷简为都大管勾，铸造大乐编钟，蔡齐同都大管勾，仍以入内都知阎文应提举。照既铸成编钟一ね以奏御，遂建请改制大乐，取京县黍累尺成律，铸钟审之，其声犹高，更用太府布帛尺为法，乃下太常制四律，照自为律管之法，以九十黍之量为四百二十星，率一星占九秒，一黍之量得四星六秒，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，以为十二管定法。旧太常钟磬十六枚为一ね，而四清声相承不击，照言：“十二律声巳备，馀四清声乃郑、卫之乐，可去。”侍读学士冯元等之（详见《编钟条》下）。照谓旧声高，乃以太府尺为法，照独任所见，更造新器，而新声极下，起五月造，至八月成。议者以为迂诞，罢之。上寻出御制景《乐髓新经》六篇赐近臣，其一，释十二均；二，明主所事；三，辨音声；四，图律吕相生，并祭天地、宗庙所用律及阴阳数；配，五十二管之长短；六，论历代度、量、衡。皆本之於阴阳，配之以四时，建之於日月，通之於竺，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。既而右司谏议韩琦等言：“照所造乐不依古法，率以意为律度，请复用旧乐。”诏下其议，而晏殊等言李照新乐，比旧乐下三律，众论以为无所考据，请郊庙复用和岘所定旧乐。乃诏太常雅乐悉仍旧制，照所造勿复施用。
皇二年五月，明堂礼仪使言：“明堂所用皆当随月用律，九月以无射为均，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。”闰十一月，诏中书门下集两制、太常官，制局於秘阁，详定大乐。翰林学士王尧臣请命天章阁待制赵师民预详定，仍乞借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。又召国子监直讲胡瑗、益州进士房庶同议大乐。
四年冬，知制诰王洙等献新乐，议者以为钟磬皆不合古，遂复命近臣详定，仍命参政刘沆、梁监议而当议者各安所习，久而不决，乃命诸家各作锺律以献。五年九月，亲临视之，迁胡瑗、阮逸等官。而议者谓黄锺为万事根本，故尺量权衡皆起於黄锺，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，容受卒不能合，及平陈得古乐，遂用之。唐兴，因其声以制乐，其器虽无法，而其声犹不失於古。五代之乱，大乐沦散，王朴始用尺定律，而声与器皆失之。故太祖患其声高，特减一律，至是又减半律，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，比今燕乐高三律，上虽勤劳制作，未能得其当者，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。其後诏改名《大安》，帝御紫宸殿奏大常新定《大安之乐》。八月，诏：“南郊始用旧乐，其新定《大安之乐》，常祀及朝会用。”翰林学士胡宿上言：“自古无并用二乐之礼，今旧乐高，新乐下，相去一律，难并用。且新乐未施郊庙，先用朝会，非先王荐上帝、享祖考之意。”帝以为然。
初，李照斥王朴乐音高，乃作新乐，下其声。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，而声稍清，歌乃协。然照卒莫之辨。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，照、瑗皆非之。及照将铸钟，给铜於铸钅写务，得古编钟一，工人不敢毁，乃藏於太常。钟不知何代所作，其铭云：“粤朕皇祖宝钟，粤斯万年，子子孙孙永宝用。”叩其声，与朴钟夷则清声合，而其形侧垂。瑗後改铸，正其钮，使下垂，叩之郁而不扬。其钟又长甬而震掉，声不和。著作郎刘义叟谓人曰：“此与周景王无射钟无异，上将有眩惑之疾。”嘉元年正月，帝御大庆殿受朝。前一夕，殿庭设仗卫，既具，而大雨雪，至压宫架折，帝於宫中跣而告天，遂暴感风眩，人以义叟之言为验。
仁宗庙室酌献奏《大仁之曲》；英宗庙室酌献奏《大英之曲》。
神宗元丰三年，诏刘几、范镇、杨杰详定大乐。
初，杰言大乐之失：一曰歌不永言，声不依永，律不和声。盖金声春容，失之则重；石声温润，失之则轻；土声函胡，失之则下；竹声清越，失之则高；丝声纤微，失之则细；革声隆大，失之则洪；匏声丛聚，失之则长；木声无馀，失之则短。惟人禀中和之气，而有中和之声，八音、律吕皆以人声为度。言虽永，不可以逾其声。今歌者或咏一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