窃意乡、遂之地，在近郊远郊之，六军之所从出，必是平原旷野。可画为万夫之田，有沟有洫，又有途路，方圆可以如图。盖万夫之地所占不多，以井田一同法约之，止有九分之一。故以径法摊算，逐一见其子数。若都、鄙之地谓之甸、稍、县、都，乃公卿大夫之采地，包山林陵麓在内，难用沟洫法整齐分画，故逐处画为井田，虽有沟、洫不能如图，故但言在其。其地绵亘一同之地为万夫者九，故以径法纽算，但止言其母数。”
按：自孟子有“野九一而助，国中什一使自赋”之说，其後郑康成注《周礼》，以为周家之制，乡、遂用贡法，《遂人》所谓“十夫有沟”是也；都、鄙用助法，《匠人》所谓“九夫为井”是也。自是两法。晦庵以为《遂人》以十为数，《匠人》以九为数，决不可合，以郑氏分注作两项为是，而近世诸儒合为一法为非。然愚尝考之：孟子所谓“野九一”者乃授田之制，“国中什一”者乃取民之制。盖助有公田，故其数必拘於九，八居四旁为私，而一居其中为公，是为九夫，多与少皆不可行。若贡则无公田，孟子之什一，特言其取之之数。《遂人》之十夫，特姑举成数以言之耳。若九夫自有九夫之贡法，十一夫自有十一夫之贡法，初不必拘以十数而後可行贡法也。今徒见《匠人》有九夫为井之文，而谓《遂人》所谓十夫有沟者亦是以十为数，则似太拘。盖自遂而达於沟，自沟而达於洫，自洫而达於浍，自浍而达於川，此二法之所以同也。行助法之地，必须以平地之田分画作九夫，中为公田，而八夫之私田环之，列如井字，整如局，所谓沟洫者，直欲限田之多少，而为之疆界。行贡法之地，则无问高原下隰，截长补短，每夫授之百亩，所谓沟洫者，不过随地之高下，而为之蓄泄。此二法之所以异也。是以《匠人》言遂必曰二尺，言沟必曰四尺，言洫必曰八尺，言浍必曰二寻，盖以平原旷野之地，画九夫之田以为井，各自其九以至於同，其所谓遂、沟、洫、浍者，隘则不足以蓄水，而广则又至於妨田，故必有一定之尺寸，不可逾也。若《遂人》止言夫有遂，十夫有沟，百夫有洫，千夫有浍，盖是山谷薮泽之，随地为田，横斜广狭皆可垦辟，故沟洫亦不言其尺寸。所谓“夫有遂，遂上有径”，以至“万夫有川，川上有路”云者，姑约略言之，大意谓路之下即为水沟，水沟之下即为田耳。非若《匠人》之田，必拘以九夫，而其沟洫之必拘以若干尺也。《订义》所载永嘉陈氏谓《遂人》十夫有沟，是以直度之，《匠人》九夫为井，是以方言之。又谓《遂人》所言者积数，《匠人》所言者方法，想亦有此意，但其说欠详明耳。然乡、遂附郭之地，必是平衍沃饶，可以分画，宜行助法，而反行贡法；都、鄙野外之地，必是有山谷之险峻，溪涧之阻隔，难以分画，宜行贡法，而反行助法。何也？盖助法九取其一，似重於贡，然地有肥硗，岁有丰凶，民不过任其耕耨之事，而所输尽公田之粟，则所取虽多，而民无预。贡法十取其一，似轻於助，然立为一定之规，以乐岁之数而必欲取盈於凶歉之年，至称贷而益之，则所取虽寡，而民己病矣。此龙子所以言莫善於助，莫不善於贡也。乡、遂迫近王城，丰凶易察，故可行贡法；都、鄙僻在遐方，情伪难知，故止行助法。此又先王之微意也。然乡、遂之地少，都、鄙之地多，则行贡法之地必少，而行助法之地必多，至鲁宣公始税亩，杜氏注以为公无恩信於民，民不肯尽力於公田，故履践案行，择其善亩好者税取之。盖是时公田所收必是不给於用，而为此横敛。孟子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雨我公田，遂及我私。’惟助为有公田。由此观之，虽周亦助也。”则是孟子之时，助法之废己久，尽胥而为贡法矣。孟子特因《诗》中两语，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。自助法尽废，胥而为贡法，於是民所耕者私田，所输者公租。田之丰歉靡常，而赋之额数己定。限以十一，民犹病之，况过取於十一之外乎！”
《大司徒》凡造都、鄙，制其地域而封沟之，以其室数制之。不易之地家百亩，一易之地家二百亩，再易之地家三百亩（不易之地，岁种之地美，故家百亩。一易之地，休一岁乃复种，地薄，故家二百亩。再易之地，休二岁乃复种，故家三百亩。）
《遂人》：辨其野之土上地、中地、下地，以颁田里。上地，夫一亩，田百亩，莱五十亩，馀夫亦如之。中地，夫一亩，田百亩，莱百亩，馀夫亦如之。下地，夫一亩，田百亩，莱二百亩，馀夫亦如之（莱，谓休不耕者。廛，居也。扬子有田一廛，谓百亩之居。孟子所云“五亩之宅，树之以桑”者是也）。
《小司徒》：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，而周知其数。上地，家七人，可任也者家三人。中地，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。下地，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（一家男女七人以上，则授之以上地，所养者众也。男女五人以下，则授之下地，所养者寡也。有夫有妇，然後为家可任矣。见《力役门》）。
《王制》：制农田百亩，百亩之粪，上农夫食九人，其次食八人，其次食七人，其次食六人；下农夫食五人。庶人在官者，其禄以是为差也（孟子答北宫同。朱子《集注》一夫一妇锄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