披汶水之灵图，访通议于残亡，购《冬官》于散逸。总集众论，勒成一家。昔张衡浑象，以三分为一度，裴秀舆地，以二寸为千里。臣之此图，用一分为一尺，推而演之，冀轮奂有序。而经构之旨，议者殊途，或以绮井为重屋，或以圆楣为隆栋，各以臆说，事不经见。今录其疑难，为之通释，皆出证据，以相发明。议曰：
臣恺谨案《淮南子》曰：“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，甘雨以时，五谷蕃植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月省时考，终岁献贡，以时尝谷，祀于明堂。明堂之制，有盖而无四方，风雨不能袭，燥湿不能伤，迁延而入之。”臣恺以为上古朴略，创立典刑。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“帝者承天立五府，以尊天重象。赤曰文祖，黄曰神斗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。”注云：“唐、虞之天府，夏之世室，殷之重屋，周之明堂，皆同矣。”《尸子》曰：“有虞氏曰总章。”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“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博四修一。”注云：“修南北之深也。夏度以步，今修十四步，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。”臣恺按，三王之世，夏最为古，从质尚文，理应渐就宽大，何因夏室乃大殷堂？相形为论，理恐不尔。《记》云“堂修七，博四修一”，若夏度以步，则应修七步。注云“今堂修十四步”，乃是增益《记》文。殷、周二堂独无加字，便是其义，类例不同。山东《礼》本辄加二七之字，何得殷无加寻之文，周阙增筵之义？研核其趣，或是不然。雠校古书，并无二字，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。《黄图议》云：“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。”马宫之言，止论堂之一面，据此为准，则三代堂基并方，得为上圆之制。诸书所说，并云下方，郑注《周官》，独为此义，非直与古违异，亦乃乖背礼文。寻文求理，深恐未惬。《尸子》曰：“殷人阳馆。”《考工记》曰：“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堂崇三尺，四阿重屋。”注云：其修七寻，五丈六尺，放夏周则其博九寻，七丈二尺。”又曰：“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。南北七筵。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二筵。”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“天子之庙，复庙重檐。”郑注云：“复庙，重屋也。”注《玉藻》云：“天子庙及露寝，皆如明堂制。”《礼图》云：“于内室之上，起通天之观，观八十一尺，得宫之数，其声浊，君之象也。”《大戴礼》曰：“明堂者，古有之。凡九室，一室有四户八牖。以茅盖，上圆下方，外水曰璧雝。赤缀户，白缀牖。堂高三尺，东西九仞，南北七筵。其宫方三百步。凡人民疾，六畜疫，五谷灾，生于天道不顺。天道不顺，生于明堂不饰。故有天灾，则饰明堂。”《周书·明堂》曰：“堂方百一十二尺，高四尺，阶博六尺三寸。室居内，方百尺，室内方六十尺。户高八尺，博四尺。”《作洛》曰：“明堂太庙露寝，咸有四阿，重亢重廊。”孔氏注云：“重亢累栋，重廊累屋也。”《礼图》曰：“秦明堂九室十二阶，各有所居。”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有十二堂。”与《月令》同，并不论尺丈。臣恺案，十二阶虽不与《礼》合，一月一阶，非无理思。《黄图》曰：“堂方百四十四尺，法坤之策也，方象地。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法乾之策也，圆象天。太室九宫，法九州。太室方六丈，法阴之变数。十二堂法十二月，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，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。八达象八风，法八卦。通天台径九尺，法乾以九覆六。高八十一尺，法黄钟九九之数。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。堂高三尺，上阶三等，法三统。堂四向五色，法四时五行。殿门去殿七十二步，法五行所行。门堂长四丈，取太室三之二。垣高无蔽目之照，牖六尺，其外倍之。殿垣方，在水内，法地阴也。水四周于外，象四海，圆法阳也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。水内径三丈，应《觐礼经》。”武帝元封二年，立明堂汶上，无室。其外略依此制。《泰山通议》今亡，不可得而辨也。
元始四年八月，起明堂、辟雍长安城南门，制度如仪。一殿，垣四面，门八观，水外周，堤壤高四尺，和会筑作三旬。五年正月六日辛未，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。二十二日丁亥，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及先贤、百辟、卿士有益者，于是秩而祭之。亲扶三老五更，袒而割牲，跪而进之。因班时令，宣恩泽。诸侯王、宗室、四夷君长、匈奴、西国侍子，悉奉贡助祭。
《礼图》曰：“建武三十年作明堂，明堂上圆下方，上圆法天，下方法地，十二堂法日辰，九室法九州。室八牖，八九七十二，法一时之王。室有二户，二九十八户，法土王十八日。内堂正坛高三尺，土阶三等。”胡伯始注《汉官》云：“古清庙盖以茅，今盖以瓦，瓦下藉茅，以存古制。”《东京赋》曰：“乃营三宫，布政颁常。复庙重屋，八达九房。造舟清池，惟水泱泱。”薛综注云：“复重廇覆，谓屋平覆重栋也。”《续汉书·祭祀志》云：“明帝永平二年，祀五帝于明堂，五帝坐各处其方，黄帝在未，皆如南郊之位。光武位在青帝之南，少退西面，各一犊，奏乐如南郊。”臣恺按《诗》云，《我将》祀文王于明堂，“我将我享，维牛维羊”。据此则备太牢之祭。今云一犊，恐与古殊。自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