必即能见之施行也。如江南洋盗一案，参将杨天相有功骈戮，洋盗某漏网安居，皆由署总督苏凌阿昏愦糊涂，贪赃玩法，举世知其冤，而洋盗公然上岸无所顾忌，皆此一事酿成。况苏凌阿权相私人，朝廷必无所顾惜，而至今尚拥巨赀，厚自颐养。江南查办此案，始则有心为承审官开释，继则并闻以不冤覆奏。夫以圣天子赫然独断，欲平反一事而尚如此，则此外沉冤何自而雪乎？一则集思广益之法未备。尧、舜之主，亦必询四岳，询群牧。盖恐一人之聪明有限，必博收众采，庶无失事。请自今凡召见大小臣工，必询问人材，询问利弊。所言可采，则存档册以记之。倘所举非人，所言失实，则治其失言之罪。然寄耳目於左右近习，不可也；询人之功过於其党类，亦不可也。盖人材至今日，销磨殆尽矣。以模棱为晓事，以软弱为良图，以钻营为取进之阶，以苟且为服官之计。由此道者，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，衣钵相承，牢结而不可解。夫此模棱、软弱、钻营、苟且之人，国家无事，以之备班列可也；適有缓急，而欲望其奋身为国，不顾利害，不计夷险，不瞻徇情面，不顾惜身家，不可得也。至於利弊之不讲，又非一日。在内部院诸臣，事本不多，而常若猝猝不暇，汲汲顾影，皆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在外督抚诸臣，其贤者斤斤自守，不肖者亟亟营私。国计民生，非所计也，救目前而已；官方吏治，非所急也，保本任而已。虑久远者，以为过忧；事兴革者，以为生事。此又岂国家求治之本意乎？二则进贤退不肖似尚游移。夫邪教之起，由於激变。原任达州知州戴如煌，罪不容逭矣。幸有一众口交誉之刘清，百姓服之，教匪亦服之。此时正当用明效大验之人。闻刘清尚为州牧，仅从司道之后办事，似不足尽其长矣。亮吉以为川省多事，经略纵极严明，剿贼匪用之，抚难民用之，整饬官方办理地方之事又用之，此不能分身者也。何如择此方贤吏如刘清者，崇其官爵，假以事权，使之一意招徠抚绥，以分督抚之权，以蕆国家之事。有明中叶以来，郧阳多事，则别设郧阳巡抚；偏沅多事，则别设偏沅巡抚。事竣则撤之，此不可拘拘於成例者也。夫设官以待贤能，人果贤能，似不必过循资格。如刘清者，进而尚未进也。戴如煌虽以别案解任，然尚安处川中。闻教匪甘心欲食其肉，知其所在，即极力焚劫。是以数月必移一处，教匪亦必随而迹之。近在川东与一道员联姻，恃以无恐。是救一有罪之人，反杀千百无罪之人，其理尚可恕乎？纯皇帝大事之时，即明发谕旨数和珅之罪，并一一指其私人，天下快心。乃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，召见之时，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。夫二吴之为和珅私人，与之交通货贿，人人所知。故曹锡宝之纠和珅家人刘全也，以同乡素好，先以摺示二吴，二吴即袖其走权门，藉为进身之地。今二吴可雪，不几与褒赠曹锡宝之明旨相戾乎？夫吴省钦之倾险，秉文衡，尹京兆，无不声名狼藉，则革职不足蔽辜矣。吴省兰先为和申教习师，后反称和珅为老师，大考则第一矣，视学典试不绝矣，非和珅之力而谁力乎？则降官亦不足蔽辜矣。是退而尚未退也。何以言用人行政未尽改也？盖其人虽已致法，而十馀年来，其更变祖宗成例，汲引一己私人，犹未尝平心讨论。内阁、六部各衙门，何为国家之成法，何为和珅所更张，谁为国家自用之人，谁为和珅所引进，以及随同受贿舞弊之人，皇上纵极仁慈，纵欲宽胁从，又因人数甚广，不能一切屏除。然窃以为实有真知灼见者，自不究其从前，亦当籍其姓名，於升迁调补之时，微示以善恶劝惩之法，使人人知圣天子虽不为已甚，而是非邪正之辨，未尝不洞悉，未尝不区别。如是而夙昔之为私人者，尚可革面革心而为国家之人。否则，朝廷常若今日清明可也，万一他日复有效权臣所为者，而诸臣又群起而集其门矣。何以言风俗日趋卑下也？士大夫渐不顾廉耻，百姓则不顾纲常。然此不当责之百姓，仍当责之士大夫也。以亮吉所见，十馀年来，有尚书、侍郎甘为宰相屈膝者矣；有大学士、七卿之长，且年长以倍，而求拜门生，求为私人者矣；有交宰相之僮隶，并乐与抗礼者矣。太学三馆，风气之所由出也。今则有昏夜乞怜，以求署祭酒者矣；有人前长跪，以求讲官者矣。翰林大考，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。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，求认师生，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；行贿於门阑侍卫，以求传递代倩，藏卷而去，制就而入者矣。及人人各得所欲，则居然自以为得计。夫大考如此，何以责乡会试之怀挟替代？士大夫之行如此，何以责小民之讠夸诈夤缘？辇毂之下如此，何以责四海九州之营私舞弊？纯皇帝因内阁学士许玉猷为同姓石工护丧，谕廷臣曰：‘诸臣纵不自爱，如国体何？’是知国体之尊，在诸臣各知廉耻。夫下之化上，犹影响也。士气必待在上者振作之，风节必待在上者奖成之。举一廉朴之吏，则贪欺者庶可自愧矣；进一恬退之流，则奔竞者庶可稍改矣；拔一特立独行、敦品励节之士，则如脂如韦、依附朋比之风或可渐革矣。而亮吉更有所虑者，前之所言，皆士大夫之不务名节者耳。幸有矫矫自好者，类皆惑於因果，遁入虚无，以蔬食为家规，以谈禅为国政。一二人倡於前，千百人和於后。甚有出则官服，入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