服其服。今孝宗尝有武宗矣，未尝以陛下为子。陛下于孝宗未尝服三年之服，是实未尝后孝宗也，而强称之为考，岂名实哉！为是议者，未见其合于《礼经》之言也。
又按程颐《濮议》谓“英宗既以仁宗为父，不当以濮王为亲”。此非宋儒之说不善，实今日之事不同。盖仁宗尝育英宗于宫中，是实为父子。孝宗未尝育陛下于宫中，其不同者一。孝宗有武宗为子矣，仁宗未尝有子也，其不同者二。濮王别有子可以不绝，兴献帝无别子也，其不同者三。岂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？为是议者，未见其善述宋儒之说也。
若谓孝宗不可无后，故必欲陛下为子，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。推孝宗之心，所以必欲有后者，在不绝祖宗之祀，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，岂必拘拘父子之称，而后为有后哉。孝宗有武宗，武宗有陛下，是不绝祖宗之祀，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，是实为有后也。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。不忍孝宗之无后，独忍武宗之无后乎？此尤不通之说也。夫兴献帝当父也，而不得父。孝宗不当父也，而强称为父。武宗当继也，而不得继。是一举而三失焉，臣未见其可也。
且天下未尝有无父之国也。瞽瞍杀人，舜窃负而逃。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，陛下何以为心哉！臣知陛下纯孝之心，宁不有天下，决不忍不父其父也。说者又谓兴献帝不当称帝，此尤不达于大道者也。孟子曰“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亲”。周公追王太王王季，子思以为达孝。岂有子为天子，父不得称帝者乎？今日之事，臣尝为之说曰：陛下之继二宗，当继统而不继嗣。兴献之异群庙，在称帝而不称宗。夫帝王之体，与士庶不同。继统者，天下之公，三王之道也。继嗣者，一人之私，后世之事也。兴献之得称帝者，以陛下为天子也。不得称宗者，以实未尝在位也。伏乞宣示朝臣，复称孝宗曰‘皇伯’，兴献帝曰‘皇考’，别立庙祀之。夫然后合于人情，当乎名实，非唯得先王制礼之意，抑亦遂陛下纯孝之心矣。
疏具，见廷臣方抵排异议，惧不敢上，为桂萼所见，与席书疏并表上之。帝大喜，立下廷议。廷臣遂目献夫为奸邪，至不与往还。献夫乃杜门乞假，既不得请，则进《大礼》上下二论，其说益详。时已召张璁、桂萼于南京，至即用为翰林学士，而用献夫为侍讲学士。攻者四起，献夫亦力辞。帝卒用诸人议定“大礼”，由是荷帝眷与璁、萼埒。四年冬进少詹事。献夫终不自安，谢病归。
六年召修《明伦大典》。献夫与霍韬同里，以议礼相亲善，又同赴召，乃合疏言：“自古力主为后之议者，宋莫甚于司马光，汉莫甚于王莽。主《濮议》者，光为首，吕诲、范纯仁、吕大防附之，而光之说惑人最甚。主哀帝议者，莽为首，师丹、甄邯、刘歆附之，而莽之说流毒最深。宋儒祖述王莽之说以惑万世，误后学。臣等谨按《汉书》、《魏志》、《宋史》，略采王莽、师丹、甄邯之奏，与其事始末，及魏明帝之诏，濮园之议，论正以附其后。乞付纂修官，参互考订，俾天下臣子知为后之议实起于莽，宋儒之论实出于莽，下洗群疑，上彰圣孝。”诏语下其书于史馆。还朝未几，命署大理寺事，与璁、萼覆谳李福达狱。萼等议马录重辟，献夫力争得减死。其年九月拜礼部右侍郎，仍兼学士，直经筵日讲。寻代萼为吏部左侍郎，复代为礼部尚书。《明伦大典》成，加太子太保。
献夫视璁、萼性宽平，遇事亦间有执持，不尽与附会。萼反陈洸狱，请尽逮问官叶应骢等，以献夫言多免逮。思恩、田州比岁乱，献夫请专任王守仁，而罢镇守中官郑润、总兵官硃骐，帝乃召润、骐还。思、田既平，守仁议筑城建邑，萼痛诋之。献夫历陈其功状，筑城得毋止。璁、萼与杨一清构，献夫因灾异进和衷之说，且请收召谪戍削籍余宽、马明衡辈，而倍取进士之数。帝优诏答之，宽等卒不用。献夫以尼僧、道姑伤风化，请勒令改嫁，帝从之。又因霍韬言，尽汰僧道无牒、毁寺观私创者。帝欲杀陈后丧，献夫引礼固争。寻复代萼为吏部尚书。萼、璁罢政，诏吏部核两人私党。献夫言：“陆粲等所劾百十人，诬者不少。昔攻璁、萼者，以为党而去之。今附璁、萼者，又以为党而去之。缙绅之祸何时已。”乃奏留黄绾等二十三人，而黜储良才等十二人。良才者，初为御史，以考察黜。上疏诋杨廷和，指吏部侍郎孟春等为奸党，萼因请复其职。至是斥去，时论快之。安昌伯钱维圻卒，庶兄维垣请嗣爵。献夫言外戚之封不当世及，历引汉、唐、宋事为证。帝善其言，下廷议，外戚遂永绝世封。
璁、萼既召还，羽林指挥刘永昌劾都督桂勇，语侵萼及兵部尚书李承勋。又劾御史廖自显，自显坐逮。已，又讦兵部郎中卢襄等。献夫请按治永昌，毋令奸人以蜚语中善类。帝不从。献夫遂求退，帝亦不允。给事中孙应奎劾献夫私其亲故大理少卿洗光、太常卿彭泽。帝不听。都给事中夏言亦劾献夫坏选法，徙张璁所恶浙江参政黄卿于陕西，而用璁所爱党以平代，邪回之彭泽逾等躐迁太常，及他所私昵，皆有迹，疑献夫交通贿赂。疏入，帝令卿等还故官。献夫及璁疏辨，因引退。帝重违二人意，复令卿等如前拟。
顷之，给事中薛甲言：“刘永昌以武夫劾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