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考，于义未当。’乃立濮王园庙，以宗朴为濮国公奉濮王祀。程颐之言曰：‘为人后者，谓所后为父母，而谓所生为伯、叔父母，此生人之大伦也。然所生之义，至尊至大，宜别立殊称。曰皇伯、叔父某国大王，则正统既明，而所生亦尊崇极矣。’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，于陛下为本生父，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。陛下宜称孝宗为皇考，改称兴献王为‘皇叔父兴献大王’，妃为‘皇叔母兴献王妃’。凡祭告兴献王及上笺于妃，俱自称‘侄皇帝’某，则正统、私亲，恩礼兼尽，可以为万世法。”议上，帝怒曰：“父母可更易若是耶！”命再议。
其月二十四日乙亥，澄复会廷臣上议曰：“《礼》为人后者为之子，自天子至庶人一也。兴献王子惟陛下一人，既入继大统，奉祀宗庙，是以臣等前议欲令崇仁王厚炫主兴献王祀。至于称号，陛下宜称为‘皇叔父兴献大王’，自称‘侄皇帝’名。以宋程颐之说为可据也。本朝之制，皇帝于宗籓尊行，止称伯父、叔父，自称皇帝而不名。今称兴献王为‘皇叔父大王’，又自称名，尊崇之典已至，臣等不敢复有所议。”因录程颐《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》进览。帝不从，命博考前代典礼，再议以闻。澄乃复会廷臣上议曰：“臣等会议者再，请改称兴献王为叔父者，明大统之尊无二也。然加‘皇’字于‘叔父’之上，则凡为陛下伯、叔诸父皆莫能与之齐矣。加‘大’字于‘王’之上，则天下诸王皆莫得而并之矣。兴献王称号既定，则王妃称号亦随之，天下王妃亦无以同其尊矣。况陛下养以天下，所以乐其心，不违其志，岂一家一国之养可同日语哉。此孔子所谓事之以礼者。其他推尊之说，称亲之议，似为非礼。推尊之非，莫详于魏明帝之诏。称亲之非，莫详于宋程颐之议。至当之礼，要不出于此。”并录上魏明帝诏书。当是时，帝锐意欲推崇所生，而进士张璁复抗疏极言礼官之谬。帝心动，持澄等疏久不下。至八月庚辰朔，再命集议。澄等乃复上议曰：“先王制礼，本乎人情。武宗既无子嗣，又鲜兄弟，援立陛下于宪庙诸孙之中。是武宗以陛下为同堂之弟，考孝宗，母慈寿，无可疑矣，可复顾私亲哉？”疏入，帝不怿，复留中。
会给事中邢寰请议宪庙皇妃邵氏徽号，澄上言：“王妃诞生献王，实陛下所自出。但既承大统，则宜考孝宗，而母慈寿太后矣。孝宗于宪庙皇妃宜称皇太妃，则在陛下宜称太皇太妃。如此，则彝伦既正，恩义亦笃。”疏入，报闻。其月，帝以母妃将至，下礼官议其仪。澄等请由崇文门入东安门，帝不可。乃议由正阳左门入大明东门，帝又不可。澄等执议如初。帝乃自定其仪，悉由中门入。
时尊崇礼犹未定，张璁复进《大礼或问》，帝益向之。至九月末，乃下澄等前疏，更令博采舆论以闻。澄等知势不可已，谋于内阁，加称兴王为‘帝’，妃为“后”，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。乃疏言：“臣等一得之愚，已尽于前议。兹欲仰慰圣心，使宜于今而不戾乎情，合乎古而无悖乎义，则有密勿股肱在。臣等有司，未敢擅任。”帝遂于十月二日庚辰，以慈寿皇太后旨加兴献王号曰“兴献帝”，妃曰“兴国太后”，皇妃邵氏亦尊为“皇太后”，宣示中外。顾帝虽勉从廷议，意犹慊之。十二月十一日己丑，复传谕加称皇帝。内阁杨廷和等封还御批，澄抗疏力争，又偕九卿乔宇等合谏，帝皆不允。明年，嘉靖改元正月，清宁宫后三小宫灾。澄复以为言，会朝臣亦多谏者，事获止。
澄端亮有学行，论事侃侃不挠。帝欲推尊所生，尝遣中官谕意，至长跪稽首。澄骇愕，急扶之起。其人曰：“上意也。上言‘人孰无父母，奈何使我不获伸’，必祈公易议。”因出囊金畀澄。澄奋然曰：“老臣悖耄，不能隳典礼。独有一去，不与议已耳。”抗疏引疾至五六上，帝辄慰留不允。二年二月疾甚，复力请，乃许之。舟至兴济而卒。
先是，论定策功，加澄太子太傅，廕锦衣世指挥同知，力辞不受。帝雅敬惮澄，虽数忤旨，而恩礼不衰。既得疾，遣医诊视，药物之赐时至。其卒也，深悼惜之。赠少傅，谥文简。
汪俊，字抑之，弋阳人。父凤，进士，贵州参政。俊举弘治六年会试第一，授庶吉士，进编修。正德中，与修《孝宗实录》，以不附刘瑾、焦芳，调南京工部员外郎。瑾、芳败，召复原官。累迁侍读学士，擢礼部右侍郎。嘉靖元年转吏部左侍郎。
时议兴献王尊号，与尚书乔宇、毛澄辈力争。澄引疾去，代者罗钦顺不至，乃以俊为礼部尚书。是时献王已加帝号矣，主事桂萼复请称皇考。章下廷议。三年二月，俊集廷臣七十有三人上议曰：“祖训‘兄终弟及’，指同产言。今陛下为武宗亲弟，自宜考孝宗明矣。孰谓与人为后，而灭武宗之统也。《仪礼》传曰：‘为人后者，孰后？后大宗也。’汉宣起民间，犹嗣孝昭。光武中兴，犹考孝元。魏明帝诏皇后无子，择建支子，以继大宗。孰谓入继之主与为人后者异也。宋范纯仁谓英宗亲受诏为子，与入继不同，盖言恩义尤笃，尤当不顾私亲，非以生前为子者乃为人后，身后入继者不为人后也。萼言‘孝宗既有武宗为之子，安得复为立后。’臣等谓陛下自后武宗而上考孝宗，非为孝宗立后也。又言‘武宗全神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