私茶。凡犯私茶者，与私盐同罪。私茶出境，与关隘不讥者，并论死。后又定茶引一道，输钱千，照茶百斤；茶由一道，输钱六百，照茶六十斤。既，又令纳钞，每引由一道，纳钞一贯。
洪武初，定令：凡卖茶之地，令宣课司三十取一。四年，户部言：“陕西汉中、金州、石泉、汉阴、平利、西乡诸县，茶园四十五顷，茶八十六万馀株。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，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。宜定令每十株官取其一。无主茶园，令军士薅采，十取其八，以易番马。”从之。於是诸产茶地设茶课司，定税额，陕西二万六千斤有奇，四川一百万斤。设茶马司於秦、洮、河、雅渚州，自碉门、黎、雅抵朵甘、乌思藏，行茶之地五千馀里。山后归德诸州，西方诸部落，无不以马售者。
碉门、永宁、筠、连所产茶，名曰剪刀粗叶，惟西番用之，而商贩未尝出境。四川茶盐都转运使言：“宜别立茶局，徵其税，易红缨、氈衫、米、布、椒、蜡以资国用。而居民所收之茶，依江南给引贩卖法，公私两便。”於是永宁、成都、筠、连皆设茶局矣。
川人故以茶易毛布、毛缨诸物以偿茶课。自定课额，立仓收贮，专用以市马，民不敢私采，课额每亏，民多赔纳。四川布政司以为言，乃听民采摘，与番易货。又诏天全六番司民，免其徭役，专令蒸乌茶易马。
初制，长河西等番商以马入雅州易茶，由四川严州卫入黎州始达。茶马司定价，马一匹，茶千八百斤，於碉门茶课司给之。番商往复迂远，而给茶太多。严州卫以为言，请置茶马司於严州，而改贮碉门茶於其地，且验马高下以为茶数。诏茶马司仍旧，而定上马一匹，给茶百二十斤，中七十斤，驹五十斤。
三十年改设秦州茶马司於西宁，敕右军都督曰：“近者私茶出境，互市者少，马日贵而茶日贱，启番人玩侮之心。檄秦、蜀二府，发都司官军於松潘、碉门、黎、雅、河州、临洮及入西番关口外，巡禁私茶之出境者。”又遣驸马都尉谢达谕蜀王椿曰：“国家榷茶，本资易马。边吏失讥，私贩出境，惟易红缨杂物。使番人坐收其利，而马入中国者少，岂所以制戎狄哉！尔其谕布政司、都司，严为防禁，毋致失利。”
当是时，帝绸缪边防，用茶易马，固番人心，且以强中国。尝谓户部尚书郁新：“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，可得马三万匹，四川松、茂茶如之。，贩鬻之禁，不可不严。”以故遣佥都御史邓文铿等察川、陕私茶；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茶坐死。又制金牌信符，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，与诸番要约，篆文上曰“皇帝圣旨”，左曰“合当差发”，右曰“不信者斩”。凡四十一面：洮州火把藏思囊日等族，牌四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；河州必里卫西番二十九族，牌二十一面，纳马七千七百五匹；西宁曲先、阿端、罕东、安定四卫，巴哇、申中、申藏等族，牌十六面，纳马三千五十匹。下号金牌降诸番，上号藏内府以为契，三岁一遣官合符。其通道有二，一出河州，一出碉门，运茶五十馀万斤，获马万三千八百匹。太祖之驭番如此。
永乐中，帝怀柔远人，递增茶斤。由是市马者多，而茶不足。茶禁亦稍驰，多私出境。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馀斤，仅易马七十匹，又多瘦损。乃申严茶禁，设洮州茶马司，又设甘肃茶马司於陕西行都司地。十三年特遣三御史巡督陕西茶马。
太祖之禁私茶也，自三月至九月，月遣行人四员，巡视河州、临洮、碉门、黎、雅。半年以内，遣二十四员，往来旁午。宣德十年，乃定三月一遣。自永乐时停止金牌信符，至是复给。未几，番人为北狄所侵掠，徙居内地，金牌散失。而茶司亦以茶少，止以汉中茶易马，且不给金牌，听其以马入贡而已。
先是，洪武末，置成都、重庆、保宁、播州茶仓四所，令商人纳米中茶。宣德中，定官茶百斤，加耗什一。中茶者，自遣人赴甘州、西宁，而支盐於淮、浙以偿费。商人恃文凭恣私贩，官课数年不完。正统初，都御史罗亨信言其弊，乃罢运茶支盐例，令官运如故，以京官总理之。
景泰中，罢遣行人。成化三年命御史巡茶陕西。番人不乐御史，马至日少。乃取回御史，仍遣行人，且令按察司巡察。已而巡察不专，兵部言其害，乃复遣御史，岁一更，著为令。又以岁饥待振，复令商纳粟中茶，且令茶百斤折银五钱。商课折色自此始。
弘治三年，御史李鸾言：“茶马司所积渐少，各边马耗，而陕西诸郡岁稔，无事易粟。请於西宁、河西、洮州三茶马司召商中茶，每引不过百斤，每商不过三十引，官收其十之四，馀者始令货卖，可得茶四十万斤，易马四千匹，数足而止。”从之。十二年，御史王宪又言：“自中茶禁开，遂令私茶莫遏，而易马不利。请停粮茶之例。异时或兵荒，乃更图之。”部覆从其请。四川茶课司旧徵数十万斤易马。永乐以后，番马悉由陕西道，川茶多浥烂。乃令以三分为率，一分收本色，二分折银，粮茶停二年。延绥饥，复召商纳粮草，中四百万斤。寻以御史王绍言，复禁止，并罢正额外召商开中之例。
十六年取回御史，以督理马政都御史杨一清兼理之。一清复议开中，言：“召商买茶，官贸其三之一，每岁茶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