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论，以及太祖国初分祀之旧制，陛下称制而裁定之。此中兴大业也。”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，帝切责之。乃敕礼部令群臣各陈所见。且言：“汝梅等举《召诰》中郊用二牛，谓明言合祭天地。夫用二牛者，一帝一配位，非天地各一牛也。又或谓天地合祀，乃人子事父母之道，拟之夫妇同牢。此等言论，亵慢已甚。又或谓郊为祀天，社稷为祭地。古无北郊，夫社乃祭五土之祇，犹言五方帝耳，非皇地祇也。社之名不同，自天子以下，皆得随所在而祭之。故《礼》有‘亲地’之说，非谓祭社即方泽祭地也。”璁因录上《郊祀考议》一册。
时詹事霍韬深非郊议，且言分祀之说，惟见《周礼》，莽贼伪书，不足引据，于是言复上疏言：
《周礼》一书，于祭祀为详。《大宗伯》以祀天神，则有禋祀、实柴、燎之礼，以祀地祇，则有血祭、薶沈、趯辜之礼。《大司乐》冬至日，地上圜丘之制，则曰礼天神，夏至日，泽中方丘之制，则曰礼地祇。天地分祀，从来久矣。故宋儒叶时之言曰：“郊丘分合之说，当以《周礼》为定。”今议者既以大社为祭地，则南郊自不当祭皇地祇，何又以分祭为不可也？合祭之说，实自莽始，汉之前皆主分祭，而汉之后亦间有之。宋元丰一议，元祐再议，绍圣三议，皆主合祭，而卒不可移者，以郊赉之费，每倾府藏，故省约安简便耳，亦未尝以分祭为礼也。今之议者，往往以太祖之制为嫌为惧。然知合祭乃太祖之定制，为不可改，而不知分祭固太祖之初制，为可复。知《大祀文》乃太祖之明训，为不可背，而不知《存心录》固太祖之著典，为可遵。且皆太祖之制也，从其礼之是者而已。敬天法祖，无二道也。《周礼》一书，硃子以为周公辅导成王，垂法后世，用意最深切，何可诬以莽之伪为耶？且合祭以后配地，实自莽始。莽既伪为是书，何不削去圜丘、方丘之制，天神地祇之祭，而自为一说耶？
于是礼部集上群臣所议郊礼，奏曰：“主分祭者，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人，主分祭而以慎重成宪及时未可为言者，大学士张璁等八十四人，主分祭而以山川坛为方丘者，尚书李瓚等二十六人，主合祭而不以分祭为非者，尚书方献夫等二百六人，无可否者，英国公张仑等一百九十八人。臣等祗奉敕谕，折衷众论。分祀之义，合于古礼，但坛壝一建，工役浩繁。《礼》，屋祭曰帝，夫既称昊天上帝，则当屋祭。宜仍于大祀殿专祀上帝，改山川坛为地坛，以专祀皇地祇。既无创建之劳，行礼亦便。”帝复谕当遵皇祖旧制，露祭于坛，分南北郊，以二至日行事。言乃奏曰：“南郊合祀，循袭已久，硃子所谓千五六百年无人整理。而陛下独破千古之谬，一理举行，诚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者也。”
已而命户、礼、工三部偕言等诣南郊相择。南天门外有自然之丘，咸谓旧丘地位偏东，不宜袭用。礼臣欲于具服殿少南为圜丘。言复奏曰：“圜丘祀天，宜即高敞，以展对越之敬。大祀殿享帝，宜即清閟，以尽昭事之诚。二祭时义不同，则坛殿相去，亦宜有所区别。乞于具服殿稍南为大祀殿，而圜丘更移于前，体势峻极，可与大祀殿等。”制曰“可”。于是作圜丘，是年十月工成。明年夏，北郊及东、西郊，亦以次告成，而分祀之制遂定。万历三年，大学士张居正等辑《郊祀新旧图考》进呈。旧礼者，太祖所定。新礼者，世宗所定也。
○郊祀配位
洪武元年，始有事于南郊。有司议配祀。太祖谦让不许，亲为文告太庙曰：“历代有天下者，皆以祖配天。臣独不敢者，以臣功业有未就，政治有阙失。去年上天垂戒，有声东南，雷火焚舟击殿吻，早暮兢惕，恐无以承上帝好生之德，故不敢辄奉以配。惟祖神与天通，上帝有问，愿以臣所行奏帝前，善恶无隐。候南郊竣事，臣率百司恭诣庙廷，告成大礼，以共享上帝之锡福。”明年夏至，将祀方丘，群臣复请。乃奉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。明年祀方丘，亦如之。建文元年，改奉太祖配。洪熙改元，敕曰：“太祖受命上天，肇兴皇业。太宗中兴宗社，再奠寰区。圣德神功，咸配天地。《易》曰，‘殷荐上帝，以配祖考’。朕崇敬祖考，永惟一心。正月十五日，大祀天地神祇，奉皇祖、皇考以配。”遂于郊祀前告太庙及几筵，请太祖、太宗并配。
嘉靖九年，给事中夏言上疏言：“太祖、太宗并配，父子同列，稽之经旨，未能无疑。臣谓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太祖足当之。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，太宗足当之。”礼臣集议，以为二祖配享，百有余年，不宜一旦轻改。帝降敕谕，欲于二至日奉太祖配南、北郊，岁首奉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。于是大学士张璁、翟銮等言，二祖分配，于义未协，且录仁宗年撰敕谕并告庙文以进。帝复命集议于东阁，皆以为：“太庙之祀，列圣昭穆相向，无嫌并列。况太祖、太宗，功德并隆，圜丘、大祀殿所祀，均之为天，则配天之祖，不宜阙一。臣等窃议南、北郊及大祀殿，每祭皆宜二祖并配。”帝终以并配非礼，谕阁臣讲求。璁等言：“《礼》曰：‘有其举之，莫敢废也。’凡祭尽然，况祖宗配享大典？且古者郊与明堂异地，故可分配。今圜丘、大祀殿同兆南郊，冬至礼行于报而太宗不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