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齐衰，给假三十日即公除。约于此制，更审议之。”张荐曰：“请依宋、齐间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，为皇太子丧服之节。”三十日公除诣于正内，则服墨惨，归至本院，衰麻如故。穆质曰：“杜元凯既葬除服之论，不足为法。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，从三十日之变太轻，唯行古之道，以周年为定。”诏宰臣与礼官定可否。宰臣以穆质所奏问博士，冕对曰：“准《礼》，三年丧，无贵贱一也。岂有以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？且《礼》有公门脱齐衰，《开元礼》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，其禀朝旨，十三日而除；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五月，其从朝旨，则五日而除。所以然者，恐丧服侍奉，有伤至尊之意也。故从权制，昭著国章，公门脱衰，义亦在此，岂皆为金革乎？皇太子今若抑哀，公除墨惨朝觐，归至本院，依旧衰麻，酌于变通，庶可传继。”宰臣然其议，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奏，以冕议为是。而穆质坚执前义，请依古礼，不妨太子墨衰于内也。宰臣齐映、刘滋参酌群议，请依叔则之议，制从之。及董晋为太常卿，德宗谓之曰：“皇太子所行周服，非朕本意，有谏官横论之。今熟计之，即礼官请依魏、晋故事，斯甚折衷。”明年冬，上以太子久在丧，合至正月晦受吉服，欲以其年十一月释衰麻，以及新正称庆。有司皆论不可，乃止。
六年十一月，上亲行郊享。上重慎祀典，每事依礼。时冕为吏部郎中，摄太常博士，与司封郎中徐岱、仓部郎中陆质、工部郎中张荐，皆摄礼官，同修郊祀仪注，以备顾问。初，诏以皇太子亚献终献，当受誓戒否，冕对曰：“准《开元礼》有之，然誓词云‘不供其职，国有常刑’，今太子受誓，请改云‘各扬其职，肃奉常仪’。”上又问升郊庙去剑履，及象剑尺寸之度，祝文轻重之宜，冕据礼经沿革闻奏，上甚嘉之。
冕言事颇切，执政不便之，出为婺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兼御史中丞、福州刺史，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。冕在福州，奏置万安监牧，于泉州界置群牧五，悉索部内马五千七百匹、驴骡牛八百头、羊三千口，以为监牧之资。人情大扰，期年，无所滋息，诏罢之。以政无状，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。子璟，登进士第，亦以著述知名。
璟，宝历初登进士第，三迁监察御史。时郊庙告祭，差摄三公行事，多以杂品；璟时监察，奏曰：“准开元二十三年敕，宗庙大祠，宜差左右丞相、嗣王、特进、少保、少傅、尚书、宾客、御史大夫。又二十五年敕，太庙五享，差丞相、师傅、尚书、嗣、郡王通摄，余司不在差限。又元和四年敕，太庙告祭摄官，太尉以宰相充，其摄司空、司徒，以仆射、尚书、师傅充，余司不在差限。比来吏部因循，不守前后敕文，用人稍轻。请自今年冬季，勒吏部准开元、元和敕例差官。”从之。再迁度支员外郎，转吏部。开成初，换库部员外郎、知制诰，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。
初，璟祖芳精于谱学，永泰中按宗正谱牒，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，撰皇室谱二十卷，号曰《永泰新谱》，自后无人修续。
璟因召对，言及图谱事，文宗曰：“卿祖尝为皇家图谱，朕昨观之，甚为详悉。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。”璟依芳旧式，续德宗后事，成十卷，以附前谱，仍诏户部供纸笔厨料。五年，拜中书舍人充职。武宗朝，转礼部侍郎，再司贡籍，时号得人。子韬亦以进士擢第。
沈传师，字子言，吴人。父既济，博通群籍，史笔尤工，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。建中初，炎为宰相，荐既济才堪史任，召拜左拾遗、史馆修撰。既济以吴兢撰《国史》，以则天事立本纪，奏议非之曰：
史氏之作，本乎惩劝，以正君臣，以维家邦。前端千古，后法万代，使其生不敢差，死不妄惧。纬人伦而经世道，为百王准的；不止属辞比事，以日系月而已。故善恶之道，在乎劝诫；劝诫之柄，存乎褒贬。是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尊卑轻重升降，几微仿佛，虽一字二字，必有微旨存焉。况鸿名大统，其可以贷乎？
伏以则天皇后，初以聪明睿哲，内辅时政，厥功茂矣。及弘道之际，孝和以长君嗣位，而太后以专制临朝；俄又废帝，或幽或徙。既而握图称箓，移运革名，牝司燕啄之踪，难乎备述。其后五王建策，皇运复兴，议名之际，得无降损。必将义以亲隐，礼从国讳，苟不及损，当如其常，安可横绝彝典，超居帝籍？昔仲尼有言，必也正名，故夏、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矣，而周人通名之曰王；吴、楚、越之君为王者百余年，而《春秋》书之为子。盖高下自乎彼，而是非稽乎我。过者抑之，不及者援之，不为弱减，不为僭夺。握中持平，不振不倾，使其求不可得，而盖不可掩，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。
夫则天体自坤顺，位居乾极，以柔乘刚，天纪倒张，进以强有，退非德让。今史臣追书，当称之太后，不宜曰“上”。孝和虽迫母后之命，降居籓邸，而体元继代，本吾君也，史臣追书，宜称曰“皇帝”，不宜曰“庐陵王”。睿宗在景龙已前，天命未集，徒禀后制，假临大宝，于伦非次，于义无名，史臣书之，宜曰“相王”，未宜曰“帝”。若以得失既往，遂而不举，则是非褒贬，安所辨正，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