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朕因暇日，与虞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之失，未尝不怅恨，其恳诚若此，朕用嘉焉。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！”
八年，陇右山崩，大蛇屡见，山东及江淮多大水。太宗以问世南，对曰：“春秋时山崩，晋侯召伯宗而问焉，对曰：‘国主山川，故山川崩竭，君为之不举，降服、乘缦、彻乐、出次、祝币以礼焉。’梁山，晋所主也，晋侯从之，故得无害。汉文帝元年，齐、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，水大出，令郡国无来贡献，施惠于天下，远近欢洽，亦不为灾。后汉灵帝时，青蛇见御座。晋惠帝时，大蛇长三百步，见齐地，经市入朝。案蛇宜在草野，而入市朝，所以可为怪耳。今蛇见山泽，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，亦不足怪也。又山东足雨，虽则其常，然阴淫过久，恐有冤狱，宜省系囚，庶几或当天意。且妖不胜德，唯修德可以销变。”太宗以为然，因遣使者赈恤饥馁，申理狱讼，多所原宥。后有星孛于虚、危，历于氐，百余日乃灭。太宗谓群臣曰：“天见彗星，是何妖也？”世南曰：“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，公问晏婴，对曰：‘穿池沼畏不深，起台榭畏不高，行刑罚畏不重，是以天见彗为公诫耳。’景公惧而修德，后十六日而星没。臣闻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’，若德义不修，虽获麟凤，终是无补；但政事无阙，虽有灾星，何损于时？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，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，慎终如始，彗星虽见，未足为忧。”太宗敛容谓曰：“吾之抚国，良无景公之过。但吾才弱冠举义兵，年二十四平天下，未三十而居大位，自谓三代以降，拨乱之主，莫臻于此。重以薛举之骁雄，宋金刚之鸷猛，窦建德跨河北，王世充据洛阳，当此之时，足为勍敌，皆为我所擒。及逢家难，复决意安社稷，遂登九五，降服北夷，吾颇有自矜之意，以轻天下之士，此吾之罪也。上天见变，良为是乎？秦始皇平六国，隋炀帝富四海，既骄且逸，一朝而败，吾亦何得自骄也。言念于此，不觉惕焉震惧。”四月，康国献狮子，诏世南为之赋，命编之东观，辞多不载。后高祖崩，有诏山陵制度，准汉长陵故事，务从隆厚。程限既促，功役劳弊。世南上封事谏曰：
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，非不欲崇高光显，珍宝具物，以厚其亲。然审而言之，高坟厚垅，珍物毕备，此适所以为亲之累，非曰孝也。是以深思远虑，安于菲薄，以为长久万代之计，割其常情以定耳。昔汉成帝造延、昌二陵，制度甚厚，功费甚多。谏议大夫刘向上书，其言深切，皆合事理。其略曰：“孝文居霸陵，凄怆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纻絮斮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？’张释之进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！’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释之所言，为无穷计也。孝文寤焉，遂以薄葬。”又汉氏之法，人君在位，三分天下贡赋，以一分入山陵。武帝历年长久，比葬，陵中不复容物，霍光暗于大体，奢侈过度。其后至更始之败，赤眉贼入长安，破茂陵取物，犹不能尽。无故聚敛百姓，为盗之用，甚无谓也。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，作终制，其略曰：“昔尧葬寿陵，因山为体，无封树，无立寝殿园邑，为棺椁足以藏骨，为衣衾足以朽肉。吾营此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后，不知其处，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无有不发之墓，至乃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并尽，乃不重痛哉！若违诏妄有变改，吾为戮尸于地下，死而重死，不忠不孝，使魂而有知，将不福汝。以为永制，藏之宗庙。”魏文帝此制，可谓达于事矣。向使陛下德止如秦、汉之君，臣则缄口而已，不敢有言。伏见圣德高远，尧、舜犹所不逮，而俯与秦、汉之君同为奢泰，舍尧、舜、殷、周之节俭，此臣所以尤戚也。今为丘垅如此，其内虽不藏珍宝，亦无益也。万代之后，但见高坟大墓，岂谓无金玉耶？臣之愚计，以为汉文霸陵，既因山势，虽不起坟，自然高显。今之所卜，地势即平，不可不起，宜依《白虎通》所陈周制，为三仞之坟，其方中制度，事事减少。事竟之日，刻石于陵侧，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。明器所须，皆以瓦木，合于礼文，一不得用金银铜铁。使万代子孙，并皆遵奉，一通藏之宗庙，岂不美乎！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，已依霸陵，今为坟垅，又以长陵为法，恐非所宜。伏愿深览古今，为长久之虑，臣之赤心，唯愿万岁之后，神道常安，陛下孝名，扬于无穷耳。
书奏不报。世南又上疏曰：“汉家即位之初，便营陵墓，近者十余岁，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。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，其于人力，亦已劳矣。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，即目人众未及往时，而功役与之一等，此臣所以致疑也。”时公卿又上奏请遵遗诏，务从节俭，因下其事付所司详议，于是制度颇有减省焉。
太宗后颇好猎，世南上疏谏曰：“臣闻秋狝冬狩，盖惟恆典；射隼从禽，备乎前诰。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，顺天道以杀伐，将欲躬摧班掌，亲御皮轩，穷猛兽之窟穴，尽逸材于林薮。夷凶剪暴，以卫黎元；收革擢羽，用充军器；举旗效获，式遵前古。然黄屋之尊，金舆之贵，八方之所仰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