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夹室之中。伏以六主神位，内有不祧之宗，今用迁庙之仪，犹未合礼。臣等犹未敢署众状，盖为阙疑。”
太学博士直弘文馆郑遂等七人议曰：“夫论国之大事，必本乎正而根乎经，以臻于中道。圣朝以广孝为先，以得礼为贵，而臣下敢不以经对。三论六故，已详于前议矣。再捧天问，而陈乎诸家之说，求于典训，考乎大中，庙有必修之文，主无可置之理。何则？正经正史，两都之庙可征。《礼》称‘天子不卜处太庙’，‘择日卜建国之地，则宗庙可知’。则废庙之说，恐非所宜废。谨按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三经及汉朝两史，两都并设庙，而载主之制，久已行之。敢不明征而去文饰，援据经文，不易前见，东都太庙，合务修崇，而旧主当瘗，请于太微宫所藏之所。皇帝有事于洛，则奉斋车载主以行。”
太常博士顾德章议曰：
夫礼虽缘情，将明厥要，实在得中，必过礼而求多，则反亏于诚敬。伏以神龙之际，天命有归，移武氏庙于长安，即其地而置太庙，以至天宝初复，不为建都。而设议曰：“中宗立庙于东都，无乖旧典。”征其意，不亦谬乎？
又曰“东都太庙，至于睿宗、玄宗，犹奉而不易”者。盖缘尝所尊奉，不敢辄废也。今则废已多时，犹循莫举之典也。又曰“虽贞观之始，草创未暇，岂可谓此事非开元之法”者。谨按定《开元六典敕》曰：“听政之暇，错综古今，法以《周官》，作为《唐典》。览其本末，千载一朝。《春秋》谓考古之法也。行之可久，不曰然欤？”此时东都太庙见在，《六典》序两都宫阙，西都具太庙之位，东都则存而不论，足明事出一时，又安得曰“开元之法”也？又三代礼乐，莫盛于周。昨者论议之时，便宜细大，取法于周，迁而立庙。今立庙不因迁，何美之而不能师之也？又曰“建国神位，右社稷而左宗庙，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”者。谨按《六典》，永昌中则天以东都为神都。尔后渐加营构，营室百司，于是备矣。今之宫室百司，乃武氏改命所备也。上都已建国立宗庙，不合引言。又曰：“东都洛阳祭孝宣等五帝，长安祭孝成等三帝”。以此为置庙之例，则大非也。当汉两处有庙，所祭之帝各别。今东都建庙作主，与上都尽同，概而论之，失之甚者。又曰“今或东洛复太庙，有司同日侍祭，以此为数，实所未解”者。谨按天宝三载诏曰：“顷四时有事于太庙，两京同日。自今已后，两京各宜别择日。”载在祀典，可得而详。且立庙造主，所以祭神，而曰存而勿祀，出自何经？“当七庙五庙无虚主”，而欲立虚庙，法于何典？前称庙貌如故者，即指建中之中，就有而言，以为国之先也。前以非时不造主者，谓见有神主，不得以非时而造也。若江左至德之际，主并散亡，不可拘以例也。或曰“废主之瘗，请在太微宫”者。谨按天宝二年敕曰：“古之制礼，祭用质明，义兼取于尚幽，情实缘于既没。我圣祖澹然当在，为道之法，既殊有尽之期，宜展事生之礼。自今已后，每至圣祖宫有昭告，宜改用卯时”者。今欲以主瘗于宫所，即与此敕全乖。又曰：主不合瘗，请藏夹室”者。谨按前代藏主，颇有异同。至如夹室，宜用以序昭穆也。今庙主俱不中礼，则无禘祫之文。又曰君子将营宫室，以宗庙为先，则建国营宫室而宗庙必设。东都既有宫室，而太庙不合不营。凡以论之，其义斯胜。而西周、东汉，并曰两都，其各有宗庙之证，经史昭然，又得以极思于扬榷。《诗》曰：“其绳则直，缩板以载，作庙翼翼。”《大雅》“瓜瓞”，言丰庙之作也。又曰：“于穆清庙，肃雍显相。”洛邑既成，以率文王之祀。此《诗》言洛之庙也。《书》曰：“成王既至洛，烝祭岁，文王骍牛一。”又曰“裸于太室”，康王又居丰，“命毕公保厘东郊。”岂有无庙而可烝祭，非都而设保厘？则《书》东西之庙也。逮于后汉卜洛，西京之庙亦存。建武二年，于洛阳立庙，而成、哀、平三帝祭于西京。一十八年，亲幸长安，行禘礼，当时五室列于洛都，三帝留于京庙，行幸之岁，与合食之期相会，不奉斋车，又安可以成此礼？则知两庙周人成法，载主以行，汉家通制。或以当虚一都之庙为不可，而引“七庙无虚主”之文。《礼》言一都之庙，室不虚主，非为两都各庙而不可虚也。既联出征之辞，更明载主之意，因事而言，理实相统，非如诗人更可断章以取义也。古人求神之所非一，奉神之意无二，故废桑主，重作栗主，既事理之，以明其一也。
或又引《左氏传》筑郿凡例，谓“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”，而立建主之论。按鲁庄公二十八年冬，筑郿，《左传》为筑发凡例，《谷梁》讥因薮泽之利，《公羊》称避凶年造邑之嫌。三传异同，左氏为短。何则？当春秋二百年间，鲁凡城二十四邑，唯郿一邑称筑，其二十三邑，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；执此为建主之端，又非通论。或又曰：“废主之瘗，何以在于太微宫所藏之所；宜舍故依新，前已列矣。”按瘗主之位有三：或于北牖之下，或在西阶之间，庙之事也。其不当立之主，但随其所以瘗之。夫主瘗乎当立之庙，斯不然矣。以在所而言，则太微宫所藏之所，与汉之寝园无异。历代以降，建一都者多，两都者少。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