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成作乐，盖王者未作乐之时，必因其旧而用之。唐兴即用隋乐。武德九年，始诏太常少卿祖孝孙、协律郎窦璡等定乐。初，隋用黄钟一宫，惟击七钟，其五钟设而不击，谓之哑钟。唐协律郎张文收乃依古断竹为十二律，高祖命与孝孙吹调五钟，叩之而应，由是十二钟皆用。孝孙又以十二月旋相为六十声、八十四调。其法，因五音生二变，因变徵为正徵，因变宫为清宫。七音起黄钟，终南吕，迭为纲纪。黄钟之律，管长九寸，王于中宫土。半之，四寸五分，与清宫合，五音之首也。加以二变，循环无间。故一宫、二商、三角、四变徵、五徵、六羽、七变宫，其声繇浊至清为一均。凡十二宫调，皆正宫也。正宫声之下，无复浊音，故五音以宫为尊。十二商调，调有下声一，谓宫也。十二角调，调有下声二，宫、商也。十二徵调，调有下声三，宫、商、角也。十二羽调，调有下声四，宫、商、角、徵也。十二变徵调，居角音之后，正徵之前。十二变宫调，在羽音之后，清宫之前。雅乐成调，无出七声，本宫递相用。唯乐章则随律定均，合以笙、磬，节以钟、鼓。乐既成，奏之。
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古者圣人沿情以作乐，国之兴衰，未必由此。”御史大夫杜淹曰：“陈将亡也。有《玉树后庭花》，齐将亡也，有《伴侣曲》，闻者悲泣，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，以是观之，亦乐之所起。”帝曰：夫声之所感，各因人之哀乐。将亡之政，其民苦，故闻以悲。今《玉树》、《伴侣》之曲尚存，为公奏之，知必不悲。”尚书右丞魏征进曰：“孔子称：‘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。’乐在人和，不在音也。”十一年，张文收复请重正余乐，帝不许，曰：“朕闻人和则乐和，隋末丧乱，虽改音律而乐不和。若百姓安乐，金石自谐矣。”
文收既定乐，复铸铜律三百六十、铜斛二、铜秤二、铜瓯十四、称尺一。斛左右耳与臀皆方，积十而登，以至于斛，与古玉尺、玉斗同。皆藏于太乐署。武后时，太常卿武延秀以为奇玩，乃献之。及将考中宗庙乐，有司奏请出之，而称尺已亡，其迹犹存，以常用度量校之，尺当六之五，量、衡皆三之一。至肃宗时，山东人魏延陵得律一，因中官李辅国献之，云“太常诸乐调皆下，不合黄钟，请悉更制诸钟磬。”帝以为然，乃悉取太常诸乐器入于禁中，更加磨剡，凡二十五日而成。御三殿观之，以还太常。然以汉律考之，黄钟乃太簇也，当时议者以为非是。
其后黄巢之乱，乐工逃散，金奏皆亡。昭宗即位，将谒郊庙，有司不知乐县制度。太常博士殷盈孙按周法以算数除镈钟轻重高卬，黄钟九寸五分，倍应钟三寸三分半，凡四十八等。图上口项之量及径衡之围。乃命铸镈钟十二，编钟二百四十。宰相张浚为脩奉乐县使，求知声者，得处士萧承训等，校石磬，合而击拊之，音遂谐。
唐为国而作乐之制尤简，高祖、太宗即用隋乐与孝孙、文收所定而已。其后世所更者，乐章舞曲。至于昭宗，始得盈孙焉，故其议论罕所发明。若其乐歌庙舞，用于当世者，可以考也。
乐县之制，宫县四面，天子用之。若祭祀，则前祀二日，大乐令设县于坛南内壝之外，北向。东方，西方，磬虡起北，钟虡次之。南方，北方，磬虡起西，钟虡次之。镈钟十有二，在十二辰之位。树雷鼓于北县之内、道之左右，植建鼓于四隅。置柷、敔于县内，柷在右，敔在左。设歌钟、歌磬于坛上，南方北向。磬虡在西，钟虡在东。琴、瑟、筝、筑皆一，当磬虡之次，匏，竹在下。凡天神之类，皆以雷鼓；地祇之类，皆以灵鼓；人鬼之类，皆以路鼓。其设于庭，则在南，而登歌者在堂。若朝会，则加钟磬十二虡，设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。案设羽葆鼓一，大鼓一，金錞一，歌、萧、笳皆二。登歌，钟、磬各一虡，节鼓一，歌者四人，琴、瑟、筝、筑皆一，在堂上；笙、和、箫、篪、埙皆一，在堂下。若皇后享先蚕，则设十二大磬，以当辰位，而无路鼓。轩县三百，皇太子用之。若释奠于文宣王、武成王，亦用之。其制，去宫县之南面。判县二面，唐之旧礼，祭风伯、雨师、五岳、四渎用之。其制，去轩县之北面。皆植建鼓于东北、西北二隅。特县，去判县之西面，或陈于阶间，有其制而无所用。
凡横者为簨，植者为虡。虡以县钟磬，皆十有六，周人谓之一堵，而唐隋谓之一虡。自隋以前，宫县二十虡。及隋平陈，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，遂用之。唐初因隋旧，用三十六虡。高宗蓬莱宫成。增用七十二虡。至武后时省之。开元定礼，始依古著为二十虡。至昭宗时，宰相张浚已修乐县，乃言：旧制，太清宫、南北郊、社稷及诸殿廷用二十虡，而太庙、含元殿用三十六虡，浚以为非古，而庙廷狭隘，不能容三十六，乃复用二十虡。而钟虡四，以当甲丙庚壬，磬虡四，以当乙丁辛癸，与《开元礼》异，而不知其改制之时，或说以钟磬应阴阳之位，此《礼经》所不著。
凡乐八音，自汉以来，惟金以钟定律吕，故其制度最详，其余七者，史官不记。至唐，独宫县与登歌、鼓吹十二案乐器有数，其余皆略而不著，而其物名具在。八音：一曰金，为镈钟，为编钟，为歌钟，为錞，为铙，为镯，为鐸。二曰石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