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之，熟铜、排斗、沙涩之钱皆售，自是盗铸蜂起，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铸，吏莫能捕。
先天之际，两京钱益滥，郴、衡钱才有轮郭，铁锡五铢之属皆可用之。或熔锡摸钱，须臾百十。开元初，宰相宋璟请禁恶钱，行二铢四参钱，毁旧钱不可用者。江淮有官炉钱、偏炉钱、棱钱、时钱，遣监察御史萧隐之使江淮，率户出恶钱，捕责甚峻，上青钱皆输官，小恶者沈江湖，市井不通，物价益贵，隐之坐贬官。宋璟又请出米十万斛收恶钱，少府毁之。十一年，诏所在加铸，禁卖铜锡及造铜器者。二十年，千钱以重六斤四两为率，每钱重二铢四参，禁缺顿、沙涩、荡染、白强、黑强之钱。首者，官为市之。铜一斤为钱八十。
二十二年，宰相张九龄建议：“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，乃为钱以通贸易。官铸所入无几，而工费多，宜纵民铸。”议下百官，宰相裴耀卿、黄门侍郎李林甫、河南少尹萧炅、秘书监崔沔皆以为“严断恶钱则人知禁，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，计估度庸则私钱以利薄而自息。若许私铸，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。”左监门卫录事参军事刘秩曰：“今之钱，古之下币也。若舍之任人，则上无以御下，下无以事上，不可一也；物贱伤农，钱轻伤贾，物重则钱轻，钱轻由乎物多，多则作法收之使少，物少则作法布之使轻，奈何假人？不可二也；铸钱不杂铅铁则无利，杂则钱恶。今塞私铸之路，人犹冒死，况设陷井诱之？不可三也；铸钱无利则人不铸，有利则去南亩者众，不可四也；人富则不可以赏劝、贫则不可以威禁，法不行，人不理，繇贫富不齐，若得铸钱，贫者服役于富室，富室乘而益恣，不可五也。夫钱重繇人日滋于前，而炉不加旧。公钱与铜价颇等，故破重钱为轻钱，铜之不赡，在采用者众也。铜之为兵不如铁，为器不如漆。禁铜则人无所用，盗铸者少，公钱不破，人不犯死，钱又日增，是一举而四美兼也。”是时公卿皆以纵民铸为不便，于是下诏禁恶钱而已。信安郡王祎复言国用不足，请纵私铸，议者皆畏祎帝弟之贵，莫敢与抗，独仓部郎中韦伯阳以为不可，祎议亦格。
二十六年，宣、润等州初置钱监，两京用钱稍善，米粟价益下。其后钱又渐恶，诏出铜所在置监，铸“开元通宝”钱，京师库藏皆满。天下盗铸益起，广陵、丹杨、宣城尤甚。京师权豪，岁岁取之，舟车相属。江淮偏炉钱数十种，杂以铁锡，轻漫无复钱形。公铸者号官炉钱，一以当偏炉钱七八，富商往往藏之，以易江淮私铸者。两京钱有鹅眼、古文、线环之别，每贯重不过三四斤，至翦铁而缗之。宰相李林甫请出绢布三百万匹，平估收钱，物价踊贵，诉者日万人。兵部侍郎杨国忠欲招权以市恩，扬鞭市门曰：“行当复之。”明日，诏复行旧钱。天宝十一载，又出钱三十万缗易两市恶钱，出左藏库排斗钱，许民易之。国忠又言钱非铁锡、铜沙、穿穴、古文，皆得用之。
是时增调农人铸钱，既非所习，皆不聊生。内作判官韦伦请厚价募工，繇是役用减而鼓铸多。天下炉九十九：绛州三十，扬、润、宣、鄂、蔚皆十，益、邓、郴皆五，洋州三，定州一。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，役丁匠三十，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、镴三千七百斤、锡五百斤。每千钱费钱七百五十。天下岁铸三十二万七千缗。
肃宗乾元元年，经费不给，铸钱使第五琦铸“乾元重宝”钱，径一寸，每缗重十斤，与开元通宝参用，以一当十，亦号“乾元十当钱”。先是诸炉铸钱窳薄，熔破钱及佛像，谓之“盘陀”，皆铸为私钱，犯者杖死。第五琦为相，复命绛州诸炉铸重轮乾元钱，径一寸二分，其文亦曰：“乾元重宝”，背之外郭为重轮，每缗重十二斤，与开元通宝钱并行，以一当五十。是时民间行三钱，大而重棱者亦号“重棱钱”。法既屡易，物价腾踊，米斗钱至七千，饿死者满道。
初，有“虚钱”，京师人人私铸，并小钱，坏钟、像，犯禁者愈众。郑叔清为京兆尹，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。肃宗以新钱不便，命百官集议，不能改。上元元年，减重轮钱以一当三十，开元旧钱与乾元十当钱，皆以一当十，碾硙鬻受，得为实钱，虚钱交易皆用十当钱，由是钱有虚实之名。
史思明据东都，亦铸“得一元宝”钱，径一寸四分，以一当开元通宝之百。既而恶“得一”非长祚之兆，改其文曰“顺天元宝”。
代宗即位，乾元重宝钱以一当二，重轮钱以一当三，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。自第五琦更铸，犯法者日数百，州县不能禁止，至是人甚便之。其后民间乾元、重棱二钱铸为器，不复出矣。当时议者以为：“自天宝至今，户九百余万。《王制》：上农夫食九人，中农夫七人。以中农夫计之，为六千三百万人。少壮相均，人食米二升，日费米百二十六万斛，岁费四万五千三百六十万斛，而衣倍之，吉凶之礼再倍，余三年之储以备水旱凶灾，当米十三万六千八十万斛，以贵贱丰俭相当，则米之直与钱钧也。田以高下肥瘠丰耗为率，一顷出米五十余斛，当田二千七百二十一万六千顷。而钱亦岁毁于棺瓶埋藏焚溺，其间铜贵钱贱，有铸以为器者，不出十年钱几尽，不足周当世之用。”诸道盐铁转运使刘晏以江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