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。由是两税、上供、留州，皆易以布帛、丝纩，租、庸、课、调不计钱而纳布帛，唯盐酒本以榷率计钱，与两税异，不可去钱。
文宗大和九年，以天下回残钱置常平义仓本钱，岁增市之。非遇水旱不增者，判官罚俸，书下考；州县假借，以枉法论。
文宗尝召盐仓御史崔虞问太仓粟数，对曰：“有粟二百五十万石。”帝曰：“今岁费广而所畜寡，奈何？”乃诏出使郎官、御史督察州县壅遏钱谷者。时豪民侵噬产业不移户，州县不敢徭役，而征税皆出下贫。至于依富室为奴客，役罚峻于州县。长吏岁辄遣吏巡覆田税，民苦其扰。
武宗即位，废浮图法，天下毁寺四千六百、招提兰若四万，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，奴婢十五万人，田数千万顷，大秦穆护、袄二千余人。上都、东都每街留寺二，每寺僧三十人，诸道留僧以三等，不过二十人。腴田鬻钱送户部，中下田给寺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，人十亩。以僧尼既尽，两京悲田养病坊，给寺田十顷，诸州七顷，主以耆寿。
自会昌末，置备边库，收度支、户部、盐铁钱物。宣宗更号延资库。初以度支郎中判之，至是以属宰相，其任益重。户部岁送钱帛二十万，度支盐铁送者三十万，诸道进奉助军钱皆输焉。
懿宗时，云南蛮数内寇，徙兵戍岭南。淮北大水，征赋不能办，人人思乱。及庞勋反，附者六七万。自关东至海大旱，冬蔬皆尽，贫者以蓬子为面，槐叶为齑。乾符初，大水，山东饥。中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，怙权用事，督赋益急。王仙芝、黄巢等起，天下遂乱，公私困竭。昭宗在凤翔，为梁兵所围，城中人相食，父食其子，而天子食粥，六宫及宗室多饿死。其穷至于如此，遂以亡。
初，乾元末，天下上计百六十九州，户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二十四，不课者百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九十二；口千六百九十九万三百八十六，不课者千四百六十一万九千五百八十七。减天宝户五百九十八万二千五百八十四，口三千五百九十二万八千七百二十三。
元和中，供岁赋者，浙西、浙东、宣歙、淮南、江西、鄂岳、福建、湖南八道，户百四十四万，比天宝才四之一。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，加天宝三之一，通以二户养一兵。京西北、河北以屯兵广，无上供。至长庆，户三百三十五万，而兵九十九万，率三户以奉一兵。至武宗即位，户二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。会昌末，户增至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。
宣宗既复河、湟，天下两税、榷酒茶盐钱，岁入九百二十二万缗，岁之常费率少三百余万，有司远取后年乃济。及群盗起，诸镇不复上计云。
志第四十三 食货三
唐都长安，而关中号称沃野，然其土地狭，所出不足以给京师、备水旱，故常转漕东南之粟。高祖、太宗之时 ，用物有节而易赡，水陆漕运，岁不过二十万石，故漕事简。自高宗已后，岁益增多，而功利繁兴，民亦罹其弊矣。
初，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，以车或驮陆运至陕。而水行来远，多风波覆溺之患，其失常十七八，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。而陆运至陕，才三百里，率两斛计佣钱千。民送租者，皆有水陆之直，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。显庆元年，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，可通陆运。乃发卒六千凿之，功不成。其后，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，以輓漕舟。輓夫系二鈲于胸，而绳多绝，輓夫辄坠死，则以逃亡报，因系其父母妻子，人以为苦。
开元十八年，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，玄宗访以漕事，耀卿条上便宜曰：“江南户口多，而无征防之役。然送租、庸、调物，以岁二月至杨州入斗门，四月已后，始渡淮入汴，常苦水浅，六七月乃至河口，而河水方涨，须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，而漕路多梗，船樯阻隘。江南之人不习河事，转雇河师水手，重为劳费。其得行日少，阻滞日多。今汉、隋漕路，濒河仓禀，遗迹可寻。可于河口置武牢仓，巩县置洛口仓，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，黄河之舟不入洛口。而河阳、柏崖、太原、永丰、渭南诸仓，节级转运，水通则舟行，水浅则寓于仓以待，则舟无停留，而物不耗失。此甚利也。”玄宗初不省。二十一年，耀卿为京兆尹，京师雨水，谷踊贵。玄宗将幸东都，复问耀卿漕事，耀卿因请“罢陕陆运，而置仓河口，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，输粟于仓而去，县官雇舟以分入河、洛。置仓三门东西，漕舟输其东仓，而陆运以输西仓，复以舟漕，以避三门之水险。”玄宗以为然。乃于河阴置河阴仓，河清置柏崖仓；三门东置集津仓，西置盐仓；凿山十八里以陆运。自江、淮漕者，皆输河阴仓，自河阴西至太原仓，谓之北运，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。玄宗大悦，拜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江淮都转运使，以郑州刺史崔希逸、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，益漕晋、绛、魏、濮、邢、贝、济、博之租输诸仓，转而入渭。凡三岁，漕七百万石，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。
是时，民久不罹兵革，物力丰富，朝廷用度亦广，不计道里之费，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，增以“函脚”、“营窖”之名，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，其縻耗如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