铨法无可道者。至德宗时，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其敝曰：
近世爵禄失之者久，其失非他，四太而已：入仕之门太多，世胄之家太优，禄利之资太厚，督责之令太薄。臣以为当轻其禄利，重其督责。夫古今选用之法，九流常叙，有三科而已，曰德也，才也，劳也；而今选曹，皆不及焉。且吏部甲令，虽曰度德居任，量才授职，计劳升叙，然考校之法，皆在书判簿历、言辞俯仰之间，侍郎非通神，不可得而知。则安行徐言，非德也；空文善书，非才也；累资积考，非劳也。苟执不失，犹乖得人，况众流茫茫，耳目有不足者乎？盖非鉴之不明，非择之不精，法使然也。王者观变以制法，察时而立政。按前代选用，皆州、府察举，至于齐、隋，署置多由请托。故当时议者，以为与其率私，不若自举；与其外滥，不若内收。是以罢州府之权，而归于吏部。此矫时惩弊之权法，非经国不刊之常典。今吏部之法蹙矣，不可以坐守刓弊。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、宰臣进叙，吏部、兵部得参议焉；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，听州、府辟用。则铨择之任，委于四方；结奏之成，归于二部。必先择牧守，然后授其权。高者先署而后闻，卑者听版而不命。其牧守、将帅，或选用非公，则吏部、兵部得察而举之。圣主明目达聪，逖听遐视，罪其私冒。不慎举者，小加谴黜，大正刑典。责成授任，谁敢不勉？夫如是，则接名伪命之徒，菲才薄行之人，贪叨贿货，懦弱奸宄，下诏之日，随声而废，通大数，十去八九矣。如是，人少而员宽，事核而官审，贤者不奖而自进，不肖者不抑而自退。或曰：‘开元、天宝中，不易吏部之法，而天下砥平，何必外辟，方臻于理？’臣以为不然。夫选举者，经邦之一端，虽制之有美恶，而行之由法令。是以州郡察举，在两汉则理，在魏、齐则乱。吏部选集，在神龙、景龙则紊，在开元、天宝则理。当其时久承升平，御以法术，庆赏不轶，威刑必齐，由是而理，匪用吏部而臻此也。向以此时用辟召之法，则理不益久乎？”
天子虽嘉其言，而重于改作，讫不能用。
初，吏部岁常集人，其后三数岁一集，选人猥至，文簿纷杂，吏因得以为奸利，士至蹉跌，或十年不得官，而阙员亦累岁不补。陆贽为相，乃惩其弊，命吏部据内外员三分之，计阙集人，岁以为常。是时，河西、陇右没于虏，河南、河北不上计，吏员大率减天宝三之一，而入流者加一，故士人二年居官，十年待选，而考限迁除之法浸坏。宪宗时，宰相李吉甫定考迁之格，诸州刺史、次赤府少尹、次赤令、诸陵令、五府司马、上州以上上佐、东宫官詹事谕德以下、王府官四品以上皆五考。侍御史十三月，殿中侍御史十八月，监察御史二十五月。三省官、诸道敕补、检校五品以上及台省官皆三考，余官四考，文武官四品以下五考。凡迁，尚书省四品以上、文武官三品以上皆先奏。
唐取人之路盖多矣，方其盛时，著于令者，纳课品子万人，诸馆及州县学六万三千七十人，太史历生三十六人，天文生百五十人，太医药童、针咒诸生二百一十一人，太卜卜筮三十人，千牛备身八十人，备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，进马十六人，斋郎八百六十二人，诸卫三卫监门直长三万九千四百六十二人，诸屯主、副千九百八人，诸折冲府录事、府、史一千七百八十二人，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，执仗、执乘每府三十二人，亲事、帐内万人，集贤院御书手百人，史馆典书、楷书四十一人，尚药童三十人，诸台、省、寺、监、军、卫、坊、府之胥史六千余人。凡此者，皆入官之门户，而诸司主录已成官及州县佐史未叙者，不在焉。
至于铨选，其制不一，凡流外，兵部、礼部举人，郎官得自主之，谓之“小选”。太宗时，以岁旱谷贵，东人选者集于洛州，谓之“东选”。高宗上元二年，以岭南五管、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，而官或非其才，乃遣郎官、御史为选补使，谓之“南选”。其后江南、淮南、福建大抵因岁水旱，皆遣选补使即选其人。而废置不常，选法又不著，故不复详焉。
志第三十六 百官一
唐之官制，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，而大抵皆沿隋故。其官司之别，曰省、曰台、曰寺、曰监、曰卫、曰府，各统其属 ，以分职定位。其辩贵贱、叙劳能，则有品、有爵、有勋、有阶，以时考核而升降之，所以任群材、治百事。其为法则精而密，其施于事则简而易行，所以然者，由职有常守，而位有常员也。方唐之盛时，其制如此。盖其始未尝不欲立制度、明纪纲为万世法，而常至于交侵纷乱者，由其时君不能慎守，而徇一切之苟且，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，至失其职业而卒不能复。
初，太宗省内外官，定制为七百三十员，曰：“吾以此待天下贤材，足矣。”然是时已有员外置，其后又有特置，同正员。至于检校、兼、守、判、知之类，皆非本制。又有置使之名，或因事而置，事已则罢，或遂置而不废。其名类繁多，莫能遍举。自中世已后，盗起兵兴，又有军功之官，遂不胜其滥矣。故采其纲目条理可为后法，及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，著于篇。
宰相之职，佐天子总百官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