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盐三万引，每岁总计四十有八万。每引初定官价中统钞五贯，自后增为九贯、十贯，以至六十贯、一百贯，今则为三锭矣。每年办正课中统钞一百四十四万锭，较之初年，引增十倍，价增三十倍。课额愈重，煎办愈难，兼以行盐地界所拘户口有限。前时听客商就场支给，设立检校所，称检出场盐袋。又因支查停积，延祐七年，比两淮之例，改法立仓，纲官押船到场，运盐赴仓收贮，客旅就仓支盐。始则为便，经今二十余年，纲场仓官任非其人，惟务掊克。况本司地界居江枕海，煎盐停灶，散漫海隅。行盐之地，里河则与两淮邻接，海洋则与辽东相通。番舶往来，私盐出没，虽有刑禁，难尽防御。盐法堕坏，亭民消废，其弊有五：
本司所辖场司三十四处，各场元签灶户一万七千有余，后因水旱疫厉，流移死亡，止存七千有余。即今未蒙签补，所据抛下额盐，唯勒见户包煎而已。若不早为签补，优加存恤，将来必致损见户而亏大课。此弊之一也。
各纲运盐船户，经行岁久，奸弊日滋。几迟到场装盐之时，私属盐场官吏司秤人等，重其斤两，装为硬袋。出场之后，沿涂盗卖，以灰土，补其所亏。及到所赴之仓，而仓官司秤人又各受贿，既不加辨，秤盘又不如法。在仓日久，又复消折。袋法不均，诚非细故。不若仍旧令客商就场支给，既免纲运佳给水脚之费，又盐法一新，此弊之二也。
本司岁办额盐四十八万引，行盐之地，两浙、江东凡一千九百六十万余口，每日食盐四钱一分八厘，总计为四十四万九千余引。虽卖尽其数，犹剩盐三万一千余引。每年督动有司，验户口请买。又值荒歉连年，流亡者众，兼以濒江并海，私盐公行，军民官失于防御，各仓停积累岁未卖之盐，凡九十余万引，无从支散。此弊之三也。
又每季拘收退引，几遇客人运盐到所卖之地，先须住报水程及所止店肆，缴纳退引。岂期各处提调之官，不能用心检举，纵令吏胥坊里正等，需求分例钱，不满所欲，则多端留难。客人或因发卖迟滞，转往他所，引不拘纳，致令奸民藏臣在家，影射私盐。且卖过官盐之后，即将引目投之乡胥。又有狡猾之徒，不行纳官，执以兴贩私盐。此弊之四也。
比年以来，各仓官攒，肆其贪欲，出纳之间，两收其利。凡遇纲船到仓，必受船户之贿，纵其杂和灰土，收纳入仓。或船户运至好盐，无钱致贿，则故生事留难，以致停泊河岸，侵欺盗卖。其仓官与监运人等为弊多端，是以各仓积盐九十余万引，新旧相并，充淡廊屋，不能支发，走卤消折，利害非轻。虽系客人买过之物。课钞入官，实恐年复一年，为患益甚。此弊之五也。
五者之中，各仓停积为急务。验一岁合卖之数，止该四十四万余引，尽卖二年，尚不能尽，又复煎运到仓，积累转多。如蒙特赐奏闻，选委德望重臣，与拘该官府，从长讲究，定为良规，庶几课不亏而民受赐。
六年，中书省奏选官整治江浙盐法，命江浙行省右丞纳麟及首领官赵郎中等提调，既而纳麟又以他故辞。
至正二年，中书右丞相脱脱、平章铁木儿塔识等奏：“两浙食盐，害民为甚，江浙行省官、运司官屡以为言。拟合钦依世祖皇帝旧制。除近盐地十里之内，令民认买，革罢见设盐仓纲运，听从客商赴运司买引，就场支盐，许于行盐地方发卖，革去派散之弊。及设检校批验所四处，进任干廉之人，直隶运司，如遇客商载盐经过，依例秤盘，均平袋法，批验引目，运司官常行体究。又自至元十三年岁办盐课，额少价轻，今增至四十五万，额多价重，转运不行。今户部定拟，自至正二年为始，将两浙额盐量减一十万引，俟盐法流通，复还元额，散派食盐，拟合住罢。”敕从之。
福建盐场：至元十三年，始收课为引六千五十五。二十年，增引为五万四千二百。二十四年。岁办盐六万引。二十九年，增引为七万，大德十年，增至十万。至大元年，又增至十三万。至顺元年，实办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三锭。其工本，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，晒盐每引至十七贯四钱。福建盐司辖十场，煎盐六，晒盐四。盐之色与净砂无异，名曰砂盐。贩徒插和砂土，不能辨别。大德五年，盐司出榜禁之。
至元六年，福建运司申：“本司岁办课盐十有三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，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场，至元四年闰八月终，积下附余增办等盐十万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二百六十二斤。看详。既有积附余盐数，据至元五年额盐，拟合照依天历元年住煎正额五万引，不给工本，将上项余盐五万，准作正额，省官本钞二万锭，免致亭民重困。本年止办额盐八万九引一百八十余斤，计盐十有三万九引有奇，通行发卖，办纳正课。除留余盐五万余引，预支下年军民食盐，实为官民便益。”中书省从所拟行之。
至正元年，诏：“福建、山东卖食盐，病民为甚。行省、监察御史廉访司，拘该有司官，宜公同讲究。”二年，江浙行省左丞与行台监察御史、福建廉访司及运使常山李鹏举、漳州等八路正官议得食盐不便，其目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