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九，为黄钟之律。又以中指之径围为容盛，度量权衡皆自是而出。又谓：「有太声、有少声。太者，清声，阳也，天道也；少者，浊声，阴也，地道也；中声，其间，人道也。合三才之道，备阴阳之奇偶，然后四序可得而调，万物可得而理。」当时以为迂怪。
刘昺之兄炜以哓乐律进，未几而卒。昺始主乐事，乃建白谓：太、少不合儒书。以太史公《书》黄钟八寸七分琯为中声，奏之于初气；班固《书》黄钟九寸琯为正声，奏之于中气。因请帝指时止用中指，又不得径围为容盛，故后凡制器，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。
及政和末，明堂成，议欲为布政调燮事，乃召武臣前知宪州任宗尧换朝奉大夫，为大晟府典乐。宗尧至，则言：太、少之说本出于古人，虽王朴犹知之，而刘昺不用。乃自创黄钟为两律。黄钟，君也，不宜有两。
蔡攸方提举大晟府，不喜佗人预乐。有士人田为者，善琵琶，无行，攸乃奏为大晟府典乐，遂不用中声八寸七分琯，而但用九寸琯。又为一律长尺有八寸，曰太声；一律长四寸有半，曰少声：是为三黄钟律矣。律与容盛又不翅数倍。黄钟既四寸有半，则圜钟几不及二寸。诸器大小皆随律，盖但以器大者为太，小者为少。乐始成，试之于政事堂，执政心知其非，然不敢言，因用之于明堂布政，望鹤愈不至。
绦又曰：「宴乐本杂用唐声调，乐器多夷部，亦唐律。徵、角二调，其均自隋、唐间已亡。政和初，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，其声下唐乐已两律。然刘昺止用所谓中声八寸七分琯为之，又作匏、笙、埙、篪，皆入夷部。至于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，终不得其本均，大率皆假之以见徵音。然其曲谱颇和美，故一时盛行于天下，然教坊乐工嫉之如仇。其后，蔡攸复与教坊用事乐工附会，又上唐谱徵、角二声，遂再命教坊制曲谱，既成，亦不克行而止。然政和《徵招》、《角招》遂传于世矣。」
二年八月，罢大晟府制造所并协律官。四年十月，洪州奏丰城县民锄地得古钟，大小九具，状制奇异，各有篆文。验之《考工记》，其制正与古合。令乐工击之，其声中律之无射。绘图以闻。七年十二月，金人败盟，分兵两道入，诏革弊事，废诸局，于是大晟府及教乐所、教坊额外人并罢。靖康二年，金人取汴，凡大乐轩架、乐舞图、舜文二琴、教坊乐器、乐书、乐章、明堂布政闰月体式、景阳钟并虡、九鼎皆亡矣。
志第八十三乐五
高宗南渡，经营多难，其于稽古饰治之事，时靡遑暇。建炎元年，首诏有司曰：「朕承祖宗遗泽，获托臣民之上，扶颠持危，夙夜痛悼。况于闻乐以自为乐，实增感于朕心。」二年，复下诏曰：「朕方日极忧念，屏远声乐，不令过耳。承平典故，虽实废名存，亦所不忍，悉从减罢。」是岁，始据光武旧礼，以建武二载创立郊祀，乃十一月壬寅祀天配祖，敕东京起奉大乐登歌法物等赴行在所，就维扬江都筑坛行事。凡卤簿、乐舞之类，率多未备，严更警场，至就取中军金鼓，权一时之用。
绍兴元年，始飨明堂。时初驻会稽，而渡江旧乐复皆毁散。太常卿苏迟等言：「国朝大礼作乐，依仪合于坛殿上设登歌，坛殿下设宫架。今亲祠登歌乐器尚阙，宣和添用籥色，未及颁降，州郡无从可以创制，宜权用望祭礼例，止设登歌，用乐工四十有七人。」乃访旧工，以备其数。
四年，再飨，国子丞王普言：「按《书·舜典》，命夔曰：'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'盖古者既作诗，从而歌之，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。自历代至于本朝，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。祟宁以后，乃先制谱，后命词，于是词律不相谐协，且与俗乐无异。乞复用古制。又按《周礼》奏黄钟、歌大吕以祀天神。黄钟，堂下之乐；大吕，堂上之乐也。郊祀之礼，皇帝版位在午阶下，故还位之乐当奏黄钟；明堂版位在阼阶上，则还位当歌大吕。今明堂礼不下堂，而袭郊祀还位例，并奏黄钟之乐，于义未当。」寻皆如普议。
先是，帝尝以时难备物，礼有从宜，敕戒有司参酌损益，务崇简俭。仍权依元年例，令登歌通作宫架，其押乐、举麾官及乐工器服等，蠲省甚多。既而国步渐安，始以保境息民为务，而礼乐之事浸以兴矣。
十年，太常卿苏携言：「将来明堂行礼，除登歌大乐已备，见阙宫架、乐舞，诸路州军先有颁降登歌大乐，乞行搜访应用。」丞周执羔言：「大乐兼用文、武二舞，今殿前司将下任道，系前大晟府二舞色长，深知舞仪，宜令赴寺教习。」卿陈桷言：「前期五使，例合按阅，仍诏应侍祠执事朝臣，并作乐教习。」礼仪博士周林复言：「神位席地陈设，至尊亲行酌献，堂上下皆地坐作乐，而钟磬工乃设木小榻，当教习日，使立以考击，庶革循习简陋之弊。
初，上居谅闇，臣僚有请罢明堂行礼奏乐、受胙等事，上谕礼官详定。太常寺检照景德、熙、丰亲郊典故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