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十九为一虡者，盖取十二钟当一月之辰，又加七律焉；或以二十一为一虡者，以一均声更加浊倍；或以十六为一虡者，以一均清、正为十四，宫、商各置一，是谓「县八用七」也；或以二十四为一虡，则清、正之声备。故唐制以十六数为小架，二十四为大架，天地、宗庙、朝会各有所施。
今太常钟县十六者，旧传正声之外有黄钟至夹钟四清声，虽于图典未明所出，然考之实有义趣。盖自夷则至应钟四律为均之时，若尽用正声，则宫轻而商重，缘宫声以下，不容更有浊声。一均之中，宫弱商强，是谓陵僭，故须用子声，乃得长短相叙。自角而下，亦循兹法。故夷则为宫，则黄钟为角；南吕为宫，则大吕为角；无射为宫，则黄钟为商、太簇为角；应钟为宫，则大吕为商、夹钟为角。盖黄钟、大吕、太簇、夹钟正律俱长，并当用清声，如此则音律相谐而无所抗，此四清声可用之验也。至他律为宫，其长短、尊卑自序者，不当更以清声间之。
自唐末世，乐文坠缺，考击之法久已不传。今若使匏、土、丝、竹诸器尽求清声，即未见其法。又据大乐诸工所陈，自磬、箫、琴、和、巢笙五器本有清声，埙、篪、竽、筑、瑟五器本无清声，五弦阮、九弦琴则有太宗皇帝圣制谱法。至歌工引音极唱，止及黄钟清声。
臣等参议，其清、正二声既有典据，理当施用。自今大乐奏夷则以下四均正律为宫之时，商、角依次并用清声，自余八均尽如常法。至于丝、竹等诸器旧有清声者，令随钟石教习；本无清声者，未可创意求法，且当如旧。惟歌者本用中声，故夏禹以声为律，明人皆可及。若强所不至，足累至和。请止以正声作歌，应合诸器亦自是一音，别无差戾。其阮逸所上声谱，以清浊相应，先后互击，取音靡曼，近于郑声，不可用。
诏可。
七月，御撰明堂无射宫乐曲谱三，皆五十七字，五音一曲，奉俎用之；二变七律一曲，饮福用之；七律相生一曲，退文舞、迎武舞及亚献、终献、彻豆用之。
是月，上封事者言：「明堂酌献五帝《精安》之曲，并用黄钟一均声，此乃国朝常祀、五时迎气所用旧法，若于亲行大飨，即所未安。且明堂之位，木室在寅，火室在巳，金室在申，水室在亥，盖木、火、金、水之始也；土室在西南，盖土王之次也。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，则献神之乐亦当用五行本始月律，各从其音以为曲。其《精安》五曲，宜以无射之均；太簇为角，献青帝；仲吕为徵，献赤帝；林钟为宫，献黄帝；夷则为商，献白帝；应钟为羽，献黑帝。」诏两制官同太常议，而尧臣等言：「大飨日迫，事难猝更。」诏俟过大礼，详定以闻。
九月，帝服靴袍，御崇政殿，召近臣、宗室、馆阁、台谏官阅雅乐，自宫架、登歌、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遍作之，因出太宗琴、阮谱及御撰明堂乐曲音谱，并按习大乐新录，赐群臣。又出新制颂埙、匏笙、洞箫，仍令登歌以八音诸器各奏一曲，遂召鼓吹局按警场，赐大乐、鼓吹令丞至乐工徒吏缗钱有差。帝既阅雅乐，谓辅臣曰：「作乐崇德，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今将有事于明堂，然世鲜知音，其令太常并加讲求。」时言者以为镈钟、特磬未协音律，诏令邓保信、阮逸、卢昭序同太常检详典礼，别行铸造。太常荐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晓音，诏同定钟磬制度。
闰十一月，诏曰：「朕闻古者作乐，本以荐上帝、配祖考，三、五之盛，不相沿袭，然必太平，始克明备。周武受命，至成王时始大合乐；汉初亦沿旧乐，至武帝时始定泰一、后土乐诗；光武中兴，至明帝时始改「大予」之名；唐高祖造邦，至太宗时孝孙、文收始定钟律，明皇方成唐乐。是知经启善述，礼乐重事，须三四世，声文乃定。
国初亦循用王朴、窦俨所定周乐，太祖患其声高，遂令和岘减一律，真宗始议随月转律之法，屡加按核。然念《乐经》久坠，学者罕传，历古研覃，亦未究绪。顷虽博加访求，终未有知声、知经可信之人。尝为改更，未适兹意。中书门下其集两制及太常礼乐官，以天地、五方、神州、日月、宗庙、社蜡祭享所用登歌、宫县，审定声律是非，按古合今，调谐中和，使经久可用，以发扬祖宗之功德，朕何惮改为？但审声、验书，二学鲜并，互诋胸臆，无所援据，慨然希古，靡忘于怀。」
于是中书门下集两制、太常官，置局于秘阁，详定大乐。王尧臣等言：天章阁待制赵师民博通今古，愿同祥定，及乞借参知政事高若讷所校十五等古尺。并从之。
三年正月，诏徐、宿、泗、耀、江、郑、淮阳七州军采磬石，仍令诸路转运司访民间有藏古尺律者上之。二月，诏两制及礼官参稽典制，议定国朝大乐名，中书门下审加详阅以闻。初，胡瑗请太祖庙舞用干戚，太宗庙兼用干、羽，真宗庙用羽、龠，以象三圣功德。然议者谓国朝七庙之舞，名虽不同，而干、羽并用，又庙制与古异。及瑗建言，止降诏定乐名而已。
七月，尧臣等言：「按太常天地、宗庙、四时之祀，乐章凡八十九曲，自《景安》而下七十五章，率以'