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敕贷其死。知登州许遵奏，引律「因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」，以谋为所因，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。刑部定如审刑、大理。时遵方召判大理，御史台劾遵，而遵不伏，请下两制议。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、王安石同议，二人议不同，遂各为奏。光议是刑部，安石议是遵，诏从安石所议。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，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，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、知制诰钱公辅重定。公著等议如安石，制曰「可」。于是法官齐恢、王师元、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。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，反覆论难。
明年二月庚子，诏：「今后谋杀人自首，并奏听敕裁。」是月，除安石参知政事，于是奏以为：「律意，因犯杀伤而自首，得免所因之罪，仍从故杀伤法；若已杀，从故杀法，则为首者必死，不须奏裁；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，不须复立新制。」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，卒从安石议。复诏：「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。」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、枢密院合议，中丞吕诲、御史刘琦、钱顗皆请如述奏，下之二府。帝以为律文甚明，不须合议。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、厌塞言者为无伤，乃以众议付枢密院。文彦博以为：「杀伤者，欲杀而伤也，即已杀者不可首。」吕公弼以为：「杀伤于律不可首。请自今已杀伤依律，其从而加功自首，即奏裁。」陈升之、韩绛议与安石略同。会富弼入相，帝令弼议，而以疾病，久之弗议，至是乃决，而弼在告，不预也。
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，逃去，朝执而杀之。审刑、大理当朝十恶不睦，罪死。案既上，参知政事王安石言：「朝父为从兄所杀，而朝报杀之，罪止加役流，会赦，应原。」帝从安石议，特释朝不问。更命吕公著等定议刑名，议不称安石意，乃自具奏。初，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，安石曰：「有司用刑不当，则审刑、大理当论正；审刑、大理用刑不当，即差官定议；议既不当，即中书自宜论奏，取决人主。此所谓国体。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？」
三年，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：
其一，岁断死刑几二千人，比前代殊多。如强劫盗并有死法，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，使皆抵死，良亦可哀。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，如前代斩右趾之比，足以止恶而除害。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，亦可更宽首限，以收其勇力之效。
其二，徒、流折杖之法，禁纲加密，良民偶有抵冒，致伤肌体，为终身之辱；愚顽之徒，虽一时创痛，而终无愧耻。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，遇赦第减月日，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，凶顽者有所拘系。
其三，刺配之法二百余条，其间情理轻者，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，俟其再犯，然后决刺充军。其配隶并减就本处，或与近地。凶顽之徒，自从旧法。编管之人，亦迭送他所，量立役作时限，无得髡钳。
其四，令州县考察士民，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，给帖付身。偶有犯令，情轻可恕者，特议赎罚；其不悛者科决。
其五，奏裁条目繁多，致淹刑禁，亦宜删定。
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。
初，韩绛尝请用肉刑，曾布复上议曰：「无王之制刑罚，未尝不本于仁，然而有断肢体、刻肌肤以至于杀戮，非得已也。盖人之有罪，赎刑不足以惩之，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，然审适轻重，则又有流宥之法。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，后世因之以为律。大辟之次，处以流刑，代墨、劓、剕、宫，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，而又失轻重之差。古者乡田同井，人皆安土重迁。流之远方，无所资给，徒隶困辱，以至终身。近世之民，轻去乡井，转徙四方，固不为患，而居作一年，即听附籍，比于古亦轻矣。况折杖之法，于古为鞭扑之刑，刑轻不能止恶，故犯法日益众，其终必至于杀戮，是欲轻而反重也。今大辟之目至多，取其情可贷者，处之以肉刑，则人之获生者必众。若军士亡去应斩，贼盗赃满应绞，则刖其足；犯良人于法应死，而情轻者处以宫刑。至于劓、墨，则用刺配之法。降此而后为流、徒、杖、笞之罪，则制刑有差等矣。」议既上，帝问可否于执政，王安石、冯京互有论辨，迄不果行。枢密使文彦博亦上言：「唐末、五代，用重典以救时弊，故法律之外，徒、流或加至于死。国家承平百年，当用中典，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，若伪造官文书，律止流二千里，今断从绞。近凡伪造印记，再犯不至死者，亦从绞坐。夫持杖强盗，本法重于造印，今造印再犯者死，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，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。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，以敕律参考，裁定其当。」诏送编敕所。
又诏审刑院、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。审刑院言：「所犯各异之赃，不待罪等而累并，则于律义难通，宜如故事。」而大理寺言：「律称，以赃致罪，频犯者并累科；若罪犯不等者，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；累并不加重者止从重。盖律意以频犯赃者，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，故令累科；为非一犯，故令倍论。此从宽之一也。然六赃轻重不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