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度许赴亲征行营司。」又诏：「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、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，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，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，军人、百姓十贯，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。」
四月，诏：「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，如不愿往，所在量给口券津遣；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，支奉给之半。其愿效力军前者，许自陈。」
五月，河北、河东路宣抚司奏：「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，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，祗缘招刺阙乏例物，是致军额常阙。今若给一色银绢，折充例物犒设起发，召募人作义勇，止于右臂上刺字，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，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，比之淮、浙等路所得将兵，实可使唤。」从之，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。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，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，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，专一募兵。是月，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。都水使者陈求道言：「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，适当岁丰，恐未易招填。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，啖以例物，与免科差，以作其气，可得劲兵五万。」从之。
六月，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：「西人结连女真，为日甚久，岂无觊觎关中之志？即今诸路人马皆空，万一敌人长驱，何以枝梧？言之可为寒心，朝廷似未深虑也。河东、河塑之患已形，人故忧之；陕西之患未作，人故忽之。若每路先与十万缗，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，责以控扼，不得放令侵入，仍须朝廷应副。漕司乘时广行储蓄，以为急务。」
又开封府尹聂山奏：「招兵者，今日之急务。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，至于无人就募，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。遂致里氓奔骇，商旅不行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。检准政和令，诸盗再犯杖以上、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，给例物刺充厢军。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，皆是豪猾，无所畏惮，虽经断罪，顽恶弗悛，若依上条刺充厢军，不惟得强壮之用，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。如允所请，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。」从之。
七月，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：「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。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，全籍保甲守御，及运粮诸役差使外，所余无几，若更招刺五万充军，则是正丁占使殆遍，不唯难以选择，兼虑民情惊疑，别致生事。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，取其情愿；如未有情愿之人，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。通赴阙人共成七万，可以足用。」从之。是月，钱盖奏：「陕西募土人充军，多是市井乌合，不堪临敌。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，每名添钱十千，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，可得正军一万，六路共得六万人。」从之。
十月，枢密院奏：「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。」从之。又奏：「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，理宜召募，除保甲正兵外，弓手、百姓、僧行、有罪军人并听应募。如有武艺高强、实有胆勇、众所推服、愿应募为部领人者，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，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。」从之。
十一月，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黄人黄旗满市。时应募者多庸匄，殊无斗志。闰十一月，何用王健募奇兵，虽操瓢行乞之人，亦皆应募，仓卒未就纪律。奇兵乱，殴王健，杀使臣数十人，内前大扰。王宗濋斩渠魁数人，乃定。及出战，为铁骑所冲，望风奔溃，歼焉。
十二月，诏：「诸军诈效蕃装，焚劫财物，限十日赍赃自首，与免罪。」仍召募溃兵收管。给口食焉。
逃亡之法，国初以来各有增损。熙宁五年诏，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，斩。旧制，三日者死。初，执政议更法，请满十日。帝曰：「临阵而亡，过十日而首，得不长奸乎。」安石曰：「临阵而亡，法不计日，即入斩刑。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，论如对寇贼律？」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。安石曰：「沿边有非军兴之所，不可一概坐以重刑。本立重法，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。」帝曰：「然。」文彦博固言：「军法臣等所当总领，不宜轻改，如前代销兵乃生变。」安石曰：「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，乃其措置失当，非兵不可销也。且当萧俛时，天下兵至多，民力不给，安得不减？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，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，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，久之不调，复遣归北。克融所以复乱，亦何预销兵事？」彦博曰：「国初，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。仁宗改满三日，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。」安石曰：「仁宗改法以来，活人命至多，然于军人逃亡，比旧不闻加多，仁宗改法不为不善。」帝乃诏增为七日。
元丰元年，知鄂州王韶言：「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，听捕斩，赏钱。」诏坐条札韶照会：「如所犯情重，罪不至死，奏裁。」
三年六月，诏：「军士、民兵逃亡随军效用，若首获，并械送所属，论如法。虽立战功不赏，仍不许以功赎过。令随军榜谕。」
四年，诏沈括：「奏以军前士卒逃亡，溃散在路，本非得已，须当急且招安。卿可速具朝旨出榜，云闻战士止是不禁饥寒，逃归其家，可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