等增益之。成帝咸和中，乃复置太乐官，鸠习遗逸，而尚未有金石也。
初，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，又更修正钟磬，事未竟而勖薨。惠帝元康三年，诏其子黄门侍郎籓修定金石，以施郊庙。寻值丧乱，遗声旧制，莫有记者。庾亮为荆州，与谢尚共为朝廷修雅乐，亮寻薨。庾翼、桓温专事军旅，乐器在库，遂至朽坏焉。晋氏之乱也，乐人悉没戎虏。及胡亡，鄴下乐人，颇有来者。谢尚时为尚书仆射，因之以具钟磬。太元中，破符坚，又获乐工杨蜀等，闲练旧乐，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。宋文帝元嘉九年，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。十四年，治书令史奚纵又改之。语在《律历志》。晋世曹毗、王珣等亦增造宗庙哥诗，然郊祀遂不设乐。何承天曰：“世咸传吴朝无雅乐。案孙皓迎父丧明陵，唯云倡伎昼夜不息，则无金石登哥可知矣。”承天曰：“或云今之《神弦》，孙氏以为宗庙登哥也。”史臣案陆机《孙权诔》“《肆夏》在庙，《云翘》承□”，机不容虚设此言。又韦昭孙休世上《鼓吹铙哥》十二曲表曰：“当付乐官善哥者习哥。”然则吴朝非无乐官，善哥者乃能以哥辞被丝管，宁容止以《神弦》为庙乐而已乎？
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，有司奏：“皇朝肇建，庙祀应设雅乐，太常郑鲜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。黄门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辞七首，并合施用。”诏可。十二月，有司又奏：“依旧正旦设乐，参详属三省改太乐诸哥舞诗。黄门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，合用教试，日近，宜逆诵习。辄申摄施行。”诏可。又改《正德舞》曰《前舞》，《大豫舞》曰《后舞》。元嘉十八年九月，有司奏：“二郊宜奏登哥。”又议宗庙舞事，录尚书江夏王义恭等十二人立议同，未及列奏，值军兴，事寝。二十二年，南郊，始设登哥，诏御史中丞颜延之造哥诗，庙舞犹阙。
孝建二年九月甲午，有司奏：“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：按礼，祭天地有乐者，为降神也。故《易》曰：‘雷出地奋豫。先王以作乐崇德，殷荐之上帝，以配祖考。’《周官》曰：‘作乐于圆丘之上，天神皆降。作乐于方泽之中，地祇皆出。’又曰：‘乃奏黄钟，哥大吕，舞《云门》，以祀天神。乃奏太簇，哥应钟，舞《咸池》，以祀地祇。’由斯而言，以乐祭天地，其来尚矣。今郊享阙乐，窃以为疑。《祭统》曰：‘夫祭有三重焉，献之属莫重于祼，声莫重于升哥，舞莫重于《武宿夜》，此周道也。’至于秦奏《五行》，魏舞《咸熙》，皆以用享。爰逮晋氏，太始之初，傅玄作晋郊庙哥诗三十二篇。元康中，荀籓受诏成父勖业，金石四县，用之郊庙。是则相承郊庙有乐之证也。今庙祠登哥虽奏，而象舞未陈，惧阙备礼。夫圣王经世，异代同风，虽损益或殊，降杀迭运，未尝不执古御今，同规合矩。方兹休明在辰，文物大备，礼仪遗逸，罔不具举，而况出祇降神，辍乐于郊祭，昭德舞功，有阙于庙享。谓郊庙宜设备乐。”
于是使内外博议。骠骑大将军竟陵王诞等五十一人并同万秋议。尚书左仆射建平王宏议以为：“圣王之德虽同，创制之礼或异，乐不相沿，礼无因袭。自宝命开基，皇符在运，业富前王，风通振古，朝仪国章，并循先代。自后晋东迁，日不暇给，虽大典略备，遗阙尚多。至于乐号庙礼，未该往正。今帝德再昌，大孝御宇，宜讨定礼本，以昭来叶。寻舜乐称《韶》，汉改《文始》，周乐《大武》，秦革《五行》。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，故汉高祖庙乐称《武德》，太宗庙乐曰《昭德》。魏制《武始》舞武庙，制《咸熙》舞文庙。则祖宗之庙，别有乐名。晋氏之乐，《正德》、《大豫》，及宋不更名，直为《前》《后》二舞，依据昔代，义舛事乖。今宜厘改权称，以《凯容》为《韶舞》，《宣烈》为《武舞》。祖宗庙乐，总以德为名。若庙非不毁，则乐无别称，犹汉高、文、武，咸有嘉号，惠、景二主，乐无余名。章皇太后庙，依诸儒议，唯奏文乐。何休、杜预、范宁注‘初献六羽’，并不言佾者，佾则干在其中，明妇人无武事也。郊祀之乐，无复别名，仍同宗庙而已。寻诸《汉志》，《永至》等乐，各有义况，宜仍旧不改。爰及东晋，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。近议者或云庙以居神，恆如在也，不应有迎送之事，意以为并乖其衷。立庙居灵，四时致享，以申孝思之情。夫神升降无常，何必恆安所处？故《祭义》云：‘乐以迎来，哀以送往。’郑注云：‘迎来而乐，乐亲之来；送往而哀，哀其享否，不可知也。’《尚书》曰‘祖考来格’。又《诗》云：‘神保遹归。’注曰：‘归于天地也。’此并言神有去来，则有送迎明矣。即周《肆夏》之名，备迎送之乐。古以尸象神，故《仪礼》祝有迎尸送尸，近代虽无尸，岂可阙迎送之礼？又傅玄有迎神送神哥辞，明江左不迎，非旧典也。”
散骑常侍、丹阳尹建城县开国侯颜竣议以为：“德业殊称，则干羽异容，时无沿制，故物有损益。至于礼失道愆，称习忘反，中兴厘运，视听所革，先代缪章，宜见刊正。郊之有乐，盖生《周易》、《周官》，历代著议，莫不援准。夫‘扫地而祭，器用陶匏’，唯质与诚，以章天德，文物之备，理固不然。《周官》曰：‘国有故，则旅上帝及四望。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