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何故止称汤、契？且王者之后存焉，舜宁立尧、顼之庙，传世祀之乎？汉文以高祖配泰畤，至武帝立明堂，复以高祖配食，一人两配，有乖圣典。自汉明以来，未能反者。故明堂无兼配之祀。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，尊新庙为高宗，并世祖而泛配，以申圣主严父之义。先皇于武皇，伦则第为季，义则经为臣，设配飨之坐，应在世祖之下，并列，俱西向。”
国子博士王摛议：“《孝经》‘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’。不云武王。又《周颂》‘《思文》，后稷配天也’。‘《我将》，祀文王于明堂也’。武王之文，唯《执竞》云‘祀武王’。此自周庙祭武王诗，弥知明堂无矣。”
佟之又议：“《孝经》是周公居摄时礼，《祭法》是成王反位后所行。故《孝经》以文王为宗，《祭法》以文王为祖。又孝莫大于严父配天，则周公其人也。寻此旨，宁施成王乎？若《孝经》所说，审是成王所行，则为严祖，何得云严父邪？且《思文》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乐歌，《我将》是祀文王配明堂之乐歌。若如摛议，则此二篇，皆应在复子明辟之后。请问周公祀后稷、文王，为何所歌？又《国语》云‘周人禘喾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’。韦昭云‘周公时，以文王为宗，其后更以文王为祖，武王为宗’。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，武王以武定而为宗，欲明文亦有大德，武亦有大功，故郑注《祭法》云‘祖宗通言耳’。是以《诗》云‘昊天有成命，二后受之’。注云‘二后，文王、武王也’。且明堂之祀，有单有合。故郑云‘四时迎气于郊，祭一帝，还于明堂，因祭一帝，则以文王配’。明一宾不容两主也。‘享五帝于明堂，则泛配文、武’。泛之为言，无的之辞。其礼既盛，故祖宗并配。”参议以佟之为允。诏“可”。
太祖为齐王，依旧立五庙。即位，立七庙，广陵府君、太中府君、淮阴府君、即丘府君、太常府君、宣皇帝、昭皇后为七庙。建元二年，太祖亲祀太庙六室，如仪，拜伏竟，次至昭后室前，仪注应倚立，上以为疑，欲使庙僚行事，又欲以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执爵。以问彭城丞刘瓛。瓛对谓：“若都不至昭后坐前，窃以为薄。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，祝令位卑，恐诸王无容代之。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亲事，谓此为便。”从之。及太子穆妃薨，卒哭，祔于太庙阴室。永明十一年，文惠太子薨，卒哭，祔于太庙阴室。太祖崩，毁广陵府君。郁林即位追尊文帝，又毁太中主，止淮阴府君。明帝立，复旧。及崩，祔庙，与世祖为兄弟，不为世数。
史臣曰：先儒说宗庙之义，据高祖已下五世亲尽，故亲庙有四。周以后稷始祖，文、武二祧，所以云王立七庙也。禹无始祖，汤不先契，夏五殷六，其数如之。汉立宗庙，违经背古。匡衡、贡禹、蔡邕之徒，空有迁毁之议，亘年四百，竟无成典。魏氏之初，亲庙止乎四叶，吴、蜀享祭，失礼已多。晋用王肃之谈，以文、景为共世，上至征西，其实六也。寻其此意，非以兄弟为后，当以立主之义，可相容于七室。及杨元后崩，征西之庙不毁，则知不以元后为世数。庙有七室，数盈八主。江左贺循立议以后，弟不继兄，故世必限七，主无定数。宋台初立五庙，以臧后为世室。就礼而求，亦亲庙四矣。义反会郑，非谓从王。自此以来，因仍旧制。夫妻道合，非世叶相承，譬由下祭殇嫡，无关庙数，同之祖曾，义未可了。若据伊尹之言，必及七世，则子昭孙穆，不列妇人。若依郑玄之说，庙有亲称，妻者言齐，岂或滥享？且閟宫之德，周七非数，杨元之祀，晋八无伤。今谓之七庙，而上唯六祀，使受命之君，流光之典不足。若谓太祖未登，则昭穆之数何继？斯故礼官所宜详也。
宋泰豫元年，明帝崩。博士周洽议：“权制：谅闇之内，不亲奉四时祠。”建元四年，尚书令王俭采晋中朝《谅暗议》奏曰：“权典既行，丧礼斯夺，事兴汉世，而源由甚远。殷宗谅间，非有服之称，周王即吉，唯宴乐为讥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嗣君逾年即位，则预朝会聘享焉。《左氏》云‘凡君即位，卿出并聘，践修旧好’。又云‘诸侯即位，小国聘焉，以继好结信，谋事补阙，礼之大者’。至于谅暗之内而图婚，三年未终而吉禘，齐归之丧不废搜，杞公之卒不彻乐，皆致讥贬，以明鉴戒。自斯而谈，朝聘蒸尝之典，卒哭而备行；婚禘搜乐之事，三载而后举。通塞兴废，各有由然。又案《大戴礼记》及《孔子家语》并称武王崩，成王嗣位，明年六月既葬，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，以见诸侯，命祝雍作颂。襄十五年十一月‘晋侯周卒’，十六年正月‘葬晋悼公’。平公既即位，‘改服修官，烝于曲沃’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‘孔子曰，天子崩，国君薨，则祝取群庙之主而藏诸祖庙，礼也。卒哭成事，而后主各反其庙’。《春秋左氏传》‘凡君卒哭而祔，祔而后特祀于主，蒸尝禘于庙’。先儒云‘特祀于主者，特以丧礼奉新亡者主于寝，不同于吉。蒸尝禘于庙者，卒哭成事，群庙之主，各反其庙。则四时之祭，皆即吉也。三年丧毕，吉禘于庙，跻群主以定新主也’。凡此诸义，皆著在经诰，昭乎方册，所以晋、宋因循，同规前典，卒哭公除，亲奉蒸尝，率礼无违，因心允协。爰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