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重之；裴頠之于礼，任意而忽之，是则頠贤于仲尼矣！以斯观之，裴氏子以不达失礼之旨也。余窃不自量，颇有鄙意，据理寻义，以求其真；贵合雅衷，不苟偏信。乃藉之以《礼传》，考之以训注；博采先贤之言，广搜通儒之说；量其当否，参其同异，弃其所短，收其所长，推义察图，以折厥衷，岂敢必善，聊亦合其言志矣。
凡论明堂之制者虽众，然校其大略，则二途而已。言五室者，则据《周礼考工》之记以为本，是康成之徒所执。言九室者则案《大戴盛德》之篇以为源，是伯喈之伦所持。此二书虽非圣言，然是先贤之中博见洽通者也。但各记所闻，未能全正，可谓既尽美矣，未尽善也。而先儒不能考其当否，便各是所习，卒相非毁，岂达士之确论哉？小戴氏传礼事四十九篇，号曰《礼记》，虽未能全当，然多得其衷，方之前贤，亦无愧矣。而《月令》、《玉藻》、《明堂》三篇，颇有明堂之义，余故采掇二家，参之《月令》。以为明堂五室，古今通则。其室居中者，谓之太室；太室之东者，谓之青阳；当太室之南者，谓之明堂；太室之西者，谓之总章；当太室之北者，谓之玄堂。四面之室，各有夹房，谓之左右个，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。室个之形，今之殿前是其遗像耳。个者，即寝之房也。但明堂与寝，施用既殊，故房个之名，亦随事而迁耳。今粗书其像，以见鄙意，案图察义，略可验矣。故检之五室，则义明于《考工》；校之户牖，则数协于《盛德》；考之施用，则事著于《月令》；求之闰也，合《周礼》与《玉藻》。既同夏、殷，又符周、秦，虽乖众儒，傥或在斯矣。《考工记》曰：「周人明堂，度以九尺之筵。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堂崇一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室中度以几，堂上度以筵。」余谓《记》得之于五室，而谬于堂之修广。何者？当以理推之，令惬古今之情也。夫明堂者，盖所以告月朔，布时令，宗文王，祀五帝者也。然营构之范，自当因宜创制耳。故五室者，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义。且四时之祀，皆据其方之正，又听朔布令，咸得其月之辰，可谓施政及俱，二三但允。求之古义，窃为当矣。郑康成汉末之通儒，后学所取正。释五室之位，谓土居中，木火金水各居四维。然四维之室既乖其正，施令听朔各失厥衷，左右之个弃而不顾。乃反文之以美说，饰之以巧辞，言水木用事交于东北，木火用事交于东南，火土用事交于西南，金水用事交于西北。既依五行，当从其用事之交，出何经典？可谓工于异端，言非而博，疑误后学，非所望于先儒也。《礼记·玉藻》曰：「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，闰月则阖门左扉，立于其中。」郑玄注曰：「天子之庙及路寝皆如明堂制。明堂在国之阳，每月就其时之堂而听朔焉。卒事反宿路寝，亦如之。闰月非常月，听其朔于明堂门下，还处路寝门，终月也。」而《考工记》「周人明堂」，玄注曰：「或举王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。」其同制之言，皆出郑注。然则明堂与寝，不得异矣。而
《尚书·顾命篇》曰：「迎子钊南门之外，延入翼室。」此之翼室，即路寝矣。其下曰：「大贝贲鼓在西房，垂之竹矢在东房。」此则路寝有左右房，见于经史者也。《礼记·丧服·大记》曰：「君夫人卒于路寝。小敛，妇人髽，带麻于房中。」郑玄注曰：「此盖诸侯礼。带麻于房中，则西南。天子诸侯。」左右房见于注者也。论路寝则明其左右，言明堂则阙其左右个，同制之说还相矛楯，通儒之注，何其然乎？使九室之徒奋笔而争锋者，岂不由处室之不当哉？
《记》云：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。五室，凡室二筵。置五室于斯堂，虽使班、倕构思，王尔营度，则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。然则三室之间，便居六筵之地，而室壁之外，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。岂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，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，周公负扆以朝诸侯之处，而室户之外，仅余四尺而已哉？假在俭约，为陋过矣。论其堂宇，则偏而非制；求之道理，则未惬人情，其不然一也。
余恐为郑学者，苟求必胜，竞生异端，以相訾抑，云二筵者乃室之东西耳，南北则狭焉。余故备论之曰：若东西二筵，则室户之外为丈三尺五寸矣。南北户外复如此，则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。《记》云：「四旁两夹窗。」若为三尺之户，二尺窗，窗户之间，裁盈一尺。绳枢甕牖之室，筚门圭窬之堂，尚不然矣。假令复欲小广之，则四面之外，阔狭不齐，东西既深，南北更浅，屋宇之制，不为通矣。验之众涂，略无算焉。且凡室二筵，丈八地耳，然则户牖之间，不逾二尺也。《礼记·明堂》：「天子负斧扆南向而立。」郑玄注曰：「设斧于户牖之间。」而郑氏《礼图》说扆制曰：「从广八尺，画斧文于其上，今之屏风也。」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间，此之叵通，不待智者，较然可见矣。且若二筵之室为四尺之户，则户之两颊裁各七尺耳，全以置之，犹自不容，矧复户牖之间哉？其不然二也。
又复以世代验之，即虞、夏尚朴，殷、周稍文，制造之差，每加崇饰。而夏后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周人之制，反更促狭，岂是夏禹卑宫之意，周监郁郁之美哉？以斯察之，其不然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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