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可偻指。碑额篆文，或不合于六书之法，或漫漶不可释，《沁州刺史冯公碑》，明以前金石家多误释为池州，至竹汀，始改正。又碑题结衔，大书特书，多详具官阶封邑。寺观廨宇之碑，或冠以郡邑，或兼书修造姓氏，篆额与第一行题字或不符，著录者各随举碑字以标目。如《邕禅师塔铭》，省文亦可称《化度寺碑》，虞恭公《温公碑》，省文亦可称《温彦博碑》，苟非亲见墨本，转辗稗贩，最易歧出。故孙渊如《访碑录》，有一重再重者。重刻之本，既列于唐，又列于宋，甚至新拓本年月既泐而旧拓本尚存者，既据旧拓按年月编入，又据新拓本附之无年月类。余校出重碑即有百余通。赵质迨橐辔疵猓如搜辑墨本，尽取旧金石书校之，以碑文为经，而以各家释文标目误舛异同之处，分注于下，如校勘注疏之例，严氏《唐石经校文》当不能专美于前。」
谢梅石论拓碑法有谢梅石者，名庸，吴中碑估也。尝论拓碑之法，其言曰：「拓碑之法，昔用毡卷， 「 白细绒毡不夹灰土者。卷紧，以带满缚紧两头，切平，适用为便。」 后用毛刷， 「 犀尾者胜羊毛，皆栉沐所用。」 有柄者施之字在平面者，无柄而圆者，入竹筒，施之深腹之字者。 「 此种每有鬃鬣，过刚，久用虽隔纸亦损字边际、锋芒之弊。或用劈者，用柔者，用退亳大笔者，愈久愈柔纯愈佳，不可不慎也。二者重用，皆有所损.凡敲击皆不可过重，很而捣者，直下者，尤甚也。毛刷有纸为刷刺之弊，圆鬃硬刷，究大可畏，以不用为妥。」 昔用铜弩键，衬薄细毡，敲击极细浅之字，良佳，但不可过重，尤以中平无廉隅不伤器者为可试用也。昔用六吉棉连扇料纸，俗名十七刀者，今无之矣。薄者名净皮，较之昔，不能薄，尤不能软。纸料粗，有灰性，工不良之故也。张叔未有宋本书副页纸拓本，至佳。以明罗文纸为之，亦佳。素方伯拓本纸，黄色亦雅，纸厚则粗，拓石尚可，拓吉金则不能精到也。昔用清水上纸，或折纸，水湿匀透，吹开上之，拓可速而纸易起。水上者不甚起，而字中有水，每干湿不匀。后用大米汤上纸，胜于清水。上纸之劣，莫劣于胶矾，矾则损石脆纸矣。今用张叔未浓煎白芨胶法上纸，以纸隔匀，去湿纸，再以干纸垫刷击之，此皆用纸之良法也。」
梅石又言李春湖、马傅岩事，其言如下。
李宗瀚，字公博，一字春湖，江西临川人，乾隆癸丑进士，官至工部左侍郎，癖嗜金石文字，所藏多名，筑湖东楼贮之。桂林山水奇秀，岩壁间多唐、宋人手迹，登椒穷邃，摩磋挲玩，手拓殆遍。又尝得元康里氏所藏唐《庙堂碑》，及唐《化度寺碑》，皆亲自钩摹上石，均极神妙。
马傅岩，道光初年之嘉兴人。吴门椎拓金石之人，向不解全角，傅岩能之，释六舟得其传。曾在玉佛龛为阮文达公作《百岁图》，先以六尺疋巨幅，外廓草书一大寿字，再取金石百种椎拓，或一角，或上或下，皆能不见全体.着纸须时干时湿，易至五六次，始得蒇事。装池既成，携至邗江，文达极赏之，酬以百金。阳湖李锦鸿亦善是技，则得之六舟者。
叶鞠裳论碑重精拓碑文宜精拓，叶鞠裳尝论之曰：「有同一碑为同时拓本，而精粗迥别者，此拓手不同也。陕、豫间庙碑墓碣，皆在旷野之中，苔藓斑驳，风高日熏，又以粗纸烟煤，拓声当当，日可数十通，安有佳本。若先洗剔莹洁，用上料宣纸，再以绵包熨贴使平，轻椎缓敲，苟有字画可辨，虽极浅细处，亦必随其凹凸而轻取之，自然钩魂摄魄，全神都见。苟非此碑先经磨治挖损，传之百余年后，其声价必高于旧拓，但非粗工所能知耳。余尝得《无极》汉碑精拓本，以国初拓较之，竟无以远过，以此知拓手之不可不慎择。嘉庆间，毕秋帆在陕时，有碑估车姓最擅长， 「 牛空山《金石图》有车永昭，当即此。」 至今车拓本，世犹重之。 「 《竹云题跋‧；同州圣教》云：「余得万历间旧本，模糊不可耐。及在京师，汪退谷以新一本遗余，毡蜡既佳，字尤清楚，胜旧十倍。问之退谷，云曾至同州亲为洗刷，亭以覆之。及知唐碑苟得好事者精意毡蜡，皆可十倍旧拓。惟恨陕人以恶烟粗纸，率略卖，以为衣食资，则全汩本来耳。」」 汪E亭师作贰成均，精拓石鼓，亦为世重。恩施樊山方伯诗云：「东吴太史长国学，周宣十鼓生廉角。平中得凹缺者完，坐令阮薛输汪拓。」即咏此事。
叶鞠裳论碑重旧拓碑重旧拓，以其可不失真也，叶鞠裳尝论之曰：「碑以旧拓为重，欧、虞、褚、颜一字增损，价u千百。碑估相传衣钵，如《圣教》雁塔、同州两本，皆以「治」字避高宗讳，开口者为旧拓。怀仁《圣教》旧拓，以「高阳县开国男」一行未泐者为别.又以「佛道崇虚」「崇」字，山头中间一直断续，为摹本之证.《皇甫碑》以无逸本为稍旧，三监本为更旧.然同一三监本，相去先后，亦在百年上下。至线断本，则非宋拓不可矣。《醴泉铭》以有「云霞蔽亏」字为胜，《卫景武公碑》以有「鼋鼍」字为胜。北海《李思训碑》，张叔未云，有「并序」二字及「窦氏夫人」四字者为宋本。余得一本，末「楚厚追刻」四字，尚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