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牧童以归.道孚种植川边之道孚童山平原，一望无际.初冬之际，已冰凝雪积，茎草俱无.及夏，虽有种麦种青稞者，而仅十之二三。于是广陌沃土，在内地规为腴田者，居民概以石田弃之。其原因有三：一、地广人稀也。合一家男女十余人，并力以治，已觉有余，而耕难遍。人烟寥落，无人可佣，故与其骛广而荒，不若近求诸己。二、差徭太繁也。抽丁按户，不分男女，日惟运粟输械，以补西北之缺陷。三、三年两种也。间岁耕植，始获收成，非尽人功未施，亦由地力不足也。耕耨之法，不用i锄，惟以铁器浅挖之，薄耨之后，编竹树条为耒耜，上压以石，用牛二头左右轻拖，使泥稍平，随即播种，浇肥使沃者别绝无闻焉。九月，麦稞登场。
植木以松柏占多数。松林口纵横八九十里，有大十余围者，有合抱者，惜转运维艰，不能畅销于内地耳。园蔬亦伙，大葱若水晶，与京郊所产者相伯仲。菌白者最佳，味胜蘑菇，然以出产少，故购食颇难，桑麻尤稀。
黔人豢虎耕田黔多山，重峦深谷间时有虎迹.山居之农善捕虎，捕必生致之，以术豢养使之驯，能代耕牛之役。捕时，多设陷阱，诱以饵，使入。既得虎，缚其足而柙之，日按时投以食，食多谷类，稍杂以肉。虎初不欲食，饥甚，始稍稍食之。积数日，如其力已疲，乃以铁锤敲其牙，去之务尽，复剪伐其爪，使平贴如牛蹄。遂缓其缚，而柙则如故。日仍按时给以食，久之渐习，而食有加。察其状，至食尽若有余求，别故弛柙门而纵之。虎既去，不三日，必复来，盖爪牙既去，不能攫获他兽；即攫获，亦不能啖食也。
农见虎之复至也，初不与以食，虎摇尾乞怜，乃以索系其颈，以曩食食之。惟就食之地无定所，或屋前，或屋后，或屋左，或屋右。锡虎以名，每食，辄指置食方向，呼而与之。久之，虎与人习，解人意，偶训之以简语，则状若倾听，意若领会，前后左右各知其方。苟执名而呼之曰：「某来前。」虎即趋而进.曰：「退后。」虎即慑而退，左之右之，固无不宜之矣。于是架之以溃使习耕，初犹须人之董率也，继惟坐而叱使之，无不如命。且力强而性奋，无牛之惰，有牛之功，故农不畏之而转喜之也。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，耕虎杂其中，于于偕行，牛羊与虎，固耦俱无猜也。
蒙古种植蒙古虽有沙碛，然仅一小部，余均肥沃，宜于耕植，张家口附近五百里久已垦辟.光绪时，田每亩值银五钱，所产以油麦、小麦为大宗，稻及杂粮亦能成熟。油麦每亩可出六斗至一石，小麦每亩可出五斗至八斗，稻每亩所产在一石左右，惟粒较小。
农事甚简，仅五六七三月。四月南风至，坚冰初解。五月骤暖，苗生盈尺。六月而花，七月而实，一岁之功，毕于此矣。八月以后，肃霜杀草，九月节有冰雪，绸缪牖户，为御冬计。至明春，方可耕作。且亦以农功简于内地，故耕田而外，能兼牧事，则一岁之间，无废时矣。开垦者多晋人，终岁辛勤，尚有盈羡.居数年，恒率族偕来，成村落者已不少矣。
蒙人种田靠天蒙古土民不讲耕作，既播种，四出游牧，及秋乃归.听其自生自长，俗云靠天田。
河套垦务朝廷之防闲蒙人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既提倡喇嘛以减其生殖，又遮绝交通以封蔽其耳目，故蒙地虽广漠，而定制不准其私自开垦。于是口内贫民时时有溢出者，大抵汉旗踪迹之至河套，始于乾隆时，至道、咸间而极盛。自光绪时，将军贻谷奉命督办蒙旗垦务，而垦务乃大坏。凡民垦之地，一切夺之入官，其放而租之民者，又各加以重租。于是蒙人失地，汉人失租，故汉、蒙皆反抗之，贻卒以败。其后承讹袭谬，益复变本加厉，民力不支，往往弃地而逃。而天主教士遂乘机而起，各擅据地权以占领之。计河西之地，有教堂四所，后套有教堂五所。贺兰山东有市镇名三道河者，则其总汇处也。合镇皆教民，资力雄厚，虽蒙王亦俯首听命。其主教常驻榆林，以时巡视诸处。诸处教堂各领蒙地数千百顷，有由蒙人租借者，有因闹教赔款以地作抵者。筑室耕田，宛成都邑，其征发期会，皆由教士自主之，俨然为无数之小独立国焉。然套中舆论，每乐耶稣教人和易可亲，而深愤天主教之专横，至有谓其把持渠利，强夺民田者，其是非难以一言定也。
宣统季年，河套已垦熟地，不及半数，弥望皆荒草。居民十之八九皆山西北部人，河之南岸则多榆林、神木、府谷诸县人。每隔十数里乃见一家，其执业亦多半耕半牧。
王同春垦蒙地王同春，邢台人。性任侠喜事。少时家赤贫，随父觅食塞外，转徙至河套，受佣于蒙人，助工作。其人眇一目，身雄伟，膂力兼人，勤于事，以是得稍稍积工资，乃赁蒙人牧地自垦之，河套界山河间，地层冲积，赤埴中兼杂白沙，得河水浸之，乃异常滋润，水所不及，皆荒碛也。同春能识水脉，登高而望，即知畎浍所宜。又或驰马巡行，凡山原高下，工程多寡，辄了了然不差累黍，虽精于测算者不如也。故其垦地岁获滋多，乃益出资租蒙地，蒙人益信赖之。自南河沿岸以达北河，南北四百余里，东西六七百里，凡凿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