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，而非须臾之急者，皆略之而不暇计。是故书生之论，患在于责治之已详，而公卿大夫之论，患在于论治之已卑，果不知何时而定也。
昔者汉文帝时，干弋戢息，刑措不用，帑廪之间，贯朽粟陈，而家给人足周于天下。盖三代以还，治之至盛者也。而贾谊乃曰：“安且治者，非愚则谀。”于是有“流涕”、“痛哭”之说，有“厝火积薪”之说，凛凛乎若危亡之忧近在朝夕者，何耶？唐文宗时，藩镇方命于外，阉寺挠权于内，王威不行，皇纲日隳，鸣煤跚饔诖蠡导乱之域。而牛僧孺乃曰：“太平无象，今四夷不内扰，百姓安生业，私室无强家，上不壅蔽，下不怨，虽未及至盛，亦足为治矣。”其言似以文宗为既治，又何耶？贾生之论过高，而责治为已详；牛僧孺之论过卑，而失之于可为而不敢也。
卷十一
七十 无事时当预求人才
人君之于人才，不可以宴安而少缓，不可以仓卒而遽求。缓之于宴安，则其后必危；求之于仓卒，则其危必不可救，此天下之常理也。汉高帝定天下，为吾敌者已亡，而豪杰难制者已诛，于是人才宜可少缓矣。然谓周勃可为太尉，谓王陵可佐以陈平。其汲汲于人才，尤不啻于战争之地也。方文帝时，海内得离战伐之苦，天下又安。于是人才亦可少缓。然谓周亚夫缓急可用，而付之景帝，顾命之际，哮喜煌。武帝时，诸侯守藩，幕北远遁。于是人才亦可以少缓。然援霍光于湮没无闻之中，而责以伊周之业。三君之用人才，当宴安无事之时，兼收并蓄；及一旦欲用，呼吸之间，固已森然在列矣。何仓卒之忧乎？夫周勃、陈平、亚夫、霍光辈，平居众人，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，而英雄之君独能收之。故吕氏之变而平、勃出，七国之变而亚夫出，主幼国危而霍光出。向使三君不阴察默窥于无事之时，以待一旦之用，而事变之生，乃彷徨四顾，遽擢而急用之，则颠倒狼狈者多矣。其能端坐而责成功乎？
明皇开元之初，一何人才之多。及治功已成，意得志满，谓宴安为可保，谓仓卒为不足虞，人才之在天下，一皆因循不复省察。胡雏之乱，锐兵长驱，已陷东京，而方皇皇于择将。乃听张之言，遂擢李（臣）〔巨〕罪亡之余。一日授以三节度，而见轻于杨国忠有口打贼之讥。又召封常清入见，问何策以讨贼。常清见帝忧甚，则大言以解之曰：“计日可取。”及帅师出战，一败涂地，潼关失守，两京遂危。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于宴安之时，而急急于仓卒之过也。
郑之垂亡也，君臣相顾，缩手无策，幸而得一人焉。其言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之。”夫向不早用，而今以急求，犹有一人可求也，故赖以济之；如其无可求，岂不殆哉！
元城云：“人主之职，主于用人。苟能平日有术以采闻之，使皆为我用，则其运用天下，有余裕矣。儿宽为廷尉卒史，谓不习事，不主曹，乃之北地视畜牧尔。及为疑奏，张汤始奇之。上问谁为之者，汤曰：‘儿宽。’上曰：‘吾故闻之久矣。’又萧望之为治礼丞上疏。宣帝自在民间，闻望之之名，曰：‘此东海萧生也耶？’且宽身为廷尉卒史，而廷尉以下，皆不知之，而天子深居九重，乃云‘久闻其名’，则武帝之聪明，过群臣远矣。且宣帝少年，在民间斗鸡走马，日游三辅，而当时贤人与民疾苦，皆知之。”神宗时，朝有监司登对者，上问陆贾而对以不知。它日择人按察，上曰：“向不知陆贾者为谁？朕欲知四方利病，须忠信人”。
七十一 用人要当自有所见
用人之道，非一端也。泛观前代，或以家世，或以人望，或以荐引，或以功业，然其得失常相半焉。格于皇天之后，而有格于上帝之臣；大驻汉中之余，而有长驱成都之祸；不好文学，或成安边之功；或读父书，乃有杀身之辱：无非家世也。起慰苍生，而王室遂安；倚以成功，而车战辄败；单骑见虏，而罢回纥之兵；决胜千里，而困赤眉之战：无非人望也。以能谋之国器，而得善断之王佐；以知几之君子，而昧于多才之奸人；筑坛之拜，本以追亡；街亭之衄，痛以自贬：无非荐引也。佐帝之功，基于治齐；为相之声，减于治郡；拔赵定燕者，卒能施名于后世；料敌合变者，不能救患于应侯：无非功业也。是四者，虽不足以尽取人之道，而其大要，实在于此。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。将袭其迹而用之，其失或在于是。然则如之何而可？曰：家世、人望之说不必废，吾于荐引功业之中，果贤者而用之足矣。所贵乎圣人者，以其一心之明诚，自有所见而不惑于其迹耳。古道不振，人主平日心术杂，为他物汩乱是非，聋其听真伪，昏其视贤否。在前懵若无别，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，以起天下之治，则或者进家世人望之说，而又有人焉从而沮之。大抵进者一，沮者一，扰扰焉于数者之说，而无所适从。呜呼！孰知夫吾之一心，乃所以为用人之大本欤？
观茅容之避雨者，未有知容之贤者也，而郭泰独知之。非泰之观异于众人也，泰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。过冀缺之耕者，未有知缺之敬者也。而臼季独知之者。非季之见异于众人也，季求士之心异于众人也。
七十二 使人速得为善之利
昔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