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馆陶，夏津，武城，历亭，临清，吴桥，将陵，东光，南皮，清地，靖海，兴济，会川，交河，乐寿，武强，安阳，汤阴，临彰，成安，滏阳，内黄，黎阳卫，苏门，获嘉，新乡，汲潞，武清，香河，氵郭阴。十二月通济河，创设巡河官一员，与天津河同为一司，通管漕河闸岸正名。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。八年六月，通州剌史张行信言，舡自通州入闸，凡十馀日，方至京师。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，遂增给之。贞倘年，既迁于汴，以陈颖二州濒水，欲借民船以漕。不便，遂依观州漕运司，设提举官，募船户而籍之，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。四年，从右丞侯挚言开泌水以便饣鬼运。上义念京师转输之劳，命出尚厩牛及官车，以助其力。兴定四年十月，谕皇太子曰，中京运粮护送官，当择其人。万有一失，枢密官亦有罪矣。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，两首尾者仍张帜，如渡军之状，勿令敌知为粮也。陕西行省把胡鲁言，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，民力浸困。若以舟，自渭入河，顺流而下；可以纾民力。遂命严其侦候，如有警，则皆维于南岸。时朝廷以邳，徐宿，泗，军储，京东县运者，岁十馀万石，民甚苦之。元光元年，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，设都监一员，以受东郡之粟。定国节度使李复亨言，河南驻跸兵不可阙，粮不厌多，比年少有匮乏，即仰给陕西。陕西地腴岁丰，十万石之助不难。但以车运之费，先去其半，民何以堪。宜造大船二十，由大庆关渡入河，东抵湖城，往还不过数日，篙工不过百人。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，则是百人，以数日运七千斛矣。自夏抵秋，可漕三千馀万斛。且无稽滞之恶。上从之。时又于灵壁县潼郡镇，设仓都监。反监支纳，以方开长直沟，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，以贮粟也。卢沟河，大定十年议决卢沟，以通京师漕运。上忻然曰，如此，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，利孰大焉。命计之。当后千里内民，上命免被灾之地，以百官从人助役。已而敕宰臣曰，山东岁饥，工役兴则方农作，能无怨乎？开河本欲利民，而反取怨，不可。其姑罢之。十一年十二月，省臣奏复开之，自金口疏导，至京城北，入壕而东，至通州之北，入潞水，计工可八十日。十二年三月，上令人覆按，还奏止可五十日。上召宰臣责曰，所馀三十日，徒妨农费工，卿等何为虑不及此。及渠成，以地势高峻，水性浑浊，峻则奔流漩洄，啮岸善崩，浊则泥淖于塞，积沙成浅，不能胜舟。其后上谓宰臣曰，分卢沟为漕渠，竟未见功。若果能行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。而价贱矣。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，请求识河道者，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。二十五年五月，卢沟决于上阳村，先是决显通寨，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。至是复决。朝廷恐枉费工物，遂令且勿治。二十七年三月，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，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馀尺，止以射粮军守之。恐不足恃。亻党遇暴涨，人或为奸，其害非细。若固塞之，则所灌稻田，俱为陆地。种植禾麦，亦非旷土，不然，则更立重闸，仍于岸上置扫官解署，及扫兵之室，庶几可以无虞也。上是其言，遣使塞之。夏四月丙子，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。二十八年五月，诏卢沟河，使旅往来之津要，令建石桥，未行而世宗崩。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，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，诏命造舟，既而更命建石桥。明昌三年三月成，敕命名曰广利。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，使客商旅之要路，请官建东西廊，令人居之。上曰，何必然，民间自应为耳。左丞守真言，但恐为豪右所占。况罔利之人，多止东岸。若官筑，则东西两岸俱称，亦便于观望也。遂从之。六月，卢沟堤决，诏速遏塞之，无令泛溢为害。右拾遗路铎上疏言，当从水势，分流以行。不必修补玄同口以丁村以上旧堤。上命宰臣议之，遂命工部尚书胥持国及路铎同检视其堤道。
元漕运
【元史】
《食货志》：元都于燕。去江南极远。而百司庶府之繁，卫士编民之众，无不仰给于江南。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，而江南之粮，分为春夏二运。盖至于京师者，一岁多至三百万馀石。民无输之劳，国有储蓄之富。岂非一代之良法欤？初伯颜平江南时，常命张，朱清等，以宋库藏图籍，自崇明州从海道载入京师。而运粮则自浙西涉江入淮，由黄河逆水至中泺，旱站陆运，至淇门入御河，以达于京。后又开济州泗河，自淮至新开河，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。因海口沙壅，又从东阿旱站，运至临清入御河。又开胶莱河道通海，劳费不赀，卒无成效。至元十九年，伯颜追忆海道载宋图籍之事，以为海运可行。于是请于朝廷，命上海总管罗壁，朱清，张等，造平底海船六十艘，运粮四万六千馀石，从海道至京师。然创行海洋，沿山求岙，风信失时，明年始至直沽。时朝廷未知其利。是年十二月，立京畿江淮都漕运司二，仍各置分司，以督纲运。每岁令江淮漕运司运粮至中滦京畿，漕运司自中滦运至大都。二十年，又用王积翁议，令阿八赤等广开新河，然新河候潮以入。船多损坏，民亦苦之。而忙兀角寸日言海运之舟，悉皆至焉。于是罢新开河，颇事海运。立万户府二，以朱清为中万户，张为干户，忙兀角寸日为万户府达鲁花赤。未几，又分新河军士水手及船，于扬州平滦两处运粮，命三省造船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