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恢、韩安国、朱买臣、公孙弘、董仲舒，人持所见各有同异，然总其要归，两科而已。缙绅之儒则守和亲，介胄之士则言征伐。皆偏见一时之利害，而未究匈奴之终始。自汉兴以至於今，旷世历年诎伸异变，强弱相反，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。昔和亲之论发於刘敬，是时天下初定，新遭平城之难，故从其言，约法和亲，赂遗单于，冀以救安边境。孝惠高后遵而不违，匈奴寇盗不为衰止，而单于反以骄倨。逮至孝文与通关市，妻以汉女，增厚其赂，岁以千金，而匈奴数背约束，边境屡被其害。是以文帝中年赫然发愤，遂贮戎服，亲御鞍马，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，驰射上林，讲习战阵，聚天下精兵军於广武。顾问冯唐与论将帅，喟然叹息，思古名臣，此则和亲无益已然之明效矣。仲舒亲见四世之事，犹复欲守旧文，颇增其约。以为义动君子，利动贪人，如匈奴者非可以仁义说也，独可说以厚利，结之於天耳。故与之复利以说其意，与盟於天以牢其约，质其爱子以累其心。匈奴虽欲展转，柰失重利何，柰杀爱子何。夫赋敛行赂不足以当三军之费，城郭之固，无异於贞士之约，而使边城守境之民父兄缓带，稚子咽哺，胡马不窥於长城，而羽檄不行於中国，不亦便於天下乎。察仲舒之论，考诸行事，乃知未合於当时而有阙於後世也。当孝武时，虽征伐克获，而士马亦略相当。虽开河南之野，建朔方之郡，亦弃造阳之北九百馀里。匈奴人民每来降汉，单于亦辄拘留汉使以相报复，其桀骜尚如斯，安肯以爱子为质乎？此不合当时之言也。若不置质定约和亲，是虽袭孝文既往之悔而长匈奴无已之诈也。夫边城不选守境武略之臣，修障队备塞之具，厉长戟劲弩之械，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务赋敛於民，远行货赂，割剥百姓以奉寇仇，信甘言，守空约而冀胡马之不窥，不已过乎？至孝宣之世，承武帝奋击之威，值匈奴百年之运，因其坏乱几亡之厄，权时施宜，覆以威德，然後单于稽首臣服，遣子入侍，三世称藩，宾於汉廷。是时边城晏闲，牛马布野，三世无犬吠之惊，黎庶忘干戈之役。後六十馀载之间，遭王莽篡位，始开边隙。单于由是归怨自绝，莽遂斩其侍子，边境之祸构矣。故呼韩耶始朝於汉，汉议其礼，萧望之曰：“戎狄荒服。言其慌忽无常，至亦宜待以客礼，让而不臣，如後嗣遁逃窜伏，使於中国不为叛臣。”及孝元时，议罢守塞之备，应以为不可。云盛不忘衰，安心思厄，远见识微之明矣。单于咸弃其爱子，髂├不顾，侵掠所获，岁巨计。而和亲，赂遗不过千金。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。仲舒之言漏於是矣。夫规视建议不图万世之固，而偏恃一时之事者，未可以经远。若乃征伐之功，秦汉行事，严尤论之当矣。故先王度中土，立封畿，分九州，列五服，物土贡，制外内，或沸陶，或修文德，远近之势异也。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，夷狄之人贪而好利，被渥篑牛人面兽心，其於中国殊章服异习，饮食不同，言语不通，僻居北垂寒露之野，逐草随畜，射猎为生。隔以山川，拥以沙漠，天地之所以绝内外也。是故圣王禽兽畜之，不与约誓，不就攻伐，约之以费赂而见欺，攻之则劳师而招寇，其土地不可耕而食也，其民不可臣而畜也。是以外而不内，疏而不戚，政教不及其人，正朔不加其国，来则惩而御之，去则备而守之。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，羁縻不绝，使曲在彼。盖圣人制御蛮夷之常道也。
《後汉书》曰：马援奏言：“西干县户有三万二千，（西干县，交趾郡，故城在今交州龙编县东。）远界去庭千馀里，（庭，县庭也。）请分为封溪、望海二县。”许之。
又曰：马援在陇西，帝诏武威太守，（《东观汉记》曰：梁统也。）令悉还金城客民，（金城人客在武威者。）归者三千馀口，使各反旧邑。援奏为置长吏，缮城郭，起坞候，（《字林》曰：坞，小障，一曰小城，字或作坞。）开导水田，劝以耕牧，郡中乐业。
又曰：杜茂引兵屯晋阳，上遣谒者段将众配茂镇守北边。因发边卒筑亭候，修烽火。又发委输金帛缯弩供给军士，并赐边民。冠盖相望，茂亦建屯田驴车转运也。
《晋书□杜预传》曰：匈奴师刘猛举兵反，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。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，俄拜度支尚书。预乃奏立藉田，建安边论，处军国之要，又作人排新器，兴常平仓，定霞郏较盐运，制课调，内以利国，外以救边者五十馀条，皆纳焉。
《宋书》曰：文帝元嘉中，每岁为後魏侵境，令朝臣博议。何承天陈备边之要，其大略一曰移远就近，以实内地；二曰浚复城隍，以增ǚ溃蝗曰纂偶车牛，以饬戎械；四曰计丁课役，勿使有阙。
《唐书》曰：高祖与群臣言备边之事，将作大匠于筠进曰：“未若多造船舰於五原灵武，置舟师於黄河之中，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。”中书侍郎温彦博又进曰：“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，亦因因循其事。”高祖并从之。於是遣将军桑显和堑断北边要路，又征江南习水之士，更发卒於灵州造战船。
塞险
《左传》曰：蔡侯、吴子、唐侯伐楚，舍舟于淮溃自豫章与楚夹汉。（豫章、汉东、江北、地名）楚左司马沈尹戌谓楚将子常曰：“子沿汉而与之上下，（沿，缘也。缘汉上下，遮使勿度也。）我悉方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