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之律者，乃有千馀条。近有隋之奸臣，将弄其法，故着律曰：‘犯罪而律无正条者，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，应入罪即举轻以明重。’立夫一言，而废其数百条。自是迄今，竟无刊革，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，轻重必因乎爱憎。授罪者不知其然，举事者不知其犯。臣恐贾谊见之，必为之恸坎印！
又曰：时所用旧律，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。悝撰攻诸国法着经，以为王者之政，莫急於盗贼，盗贼须刻捕，故着《囚》、《捕》二篇。其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借假不廉，淫多逾制，以为《杂律》一篇。又以具其加减，是故所着六篇而己，然皆罪名之制也。
《六韬》曰：文王问太公曰：“愿闻治国之所贵。”太公曰：“贵法令必行。法令必行，则治道通；治道通，则民大利；民大利，则君德彰。”文王曰：“法令必行，大利却蜀，奈何？”太公曰：“法令必行则民俗利，民俗利则利天下。是法令必行，大利人也。”又曰：愿闻为国之大失。太公曰：“为国之大失者，为上作事不法，君不觉悟，是大失也。”文王曰：“愿闻不法。”公曰：“不法则令不行，则主威伤；不法法则邪不正，邪不正则祸乱起；不法法则刑妄行，刑妄行则赏无功；不法法则国昏乱；国昏乱则臣为变，君不悟则兵革起，兵革起则失天下。”文王曰：“诫哉！”
《管子》曰：法者，所以兴功惧暴；律者，所以定分止事。
又曰：凡国无法则众不知为，无度则事尾恰Ｓ蟹ú徽，有度不直则僻治，治普打国乱。故曰：正法直度，罪煞不赦，诛戮必信，民畏而惧。武威既明，令不再行。
又曰：凡君国之重器，莫重乎令。令重君尊，君尊国安；令轻君卑，君卑国危。故安国存乎尊君，尊君存乎行令，行令存乎严罚。严罚令行，则百吏皆恐。罚不严，令不行，则百吏皆喜。故明君察於治人之本，本莫要乎令。故曰：亏令者死，益令者死，（增益令者煞无赦。）不行令者死。
又曰：凡牧民者，欲民之可御也。欲民之可御，则法不可重也。法者，将立朝廷；将立朝廷，则爵服不可不贵也，爵服不可不贵也。爵服加於不义，则人贱其爵服，民贱其爵服，则人主不尊，人主不尊，则令不行矣。
又曰：法者，法天地之位，象四时之行，所以治天下。四时之行，有寒有暑，圣人法之，故有文有武。天地之位，有前有後，有左有右，圣人法之，以建经纪。春生於左，秋煞於右，夏长於前，冬藏於後。生长之事，文也；收藏之事，武也。是故文事在左，武事在右。圣人法之，以行法令。
又曰：正月之朔，百吏在朝，君乃出令布宪於国。五乡之师、五属大夫，皆授宪於上大夫。
安子曰：君之以尊者令。令不行，是无君也。故明君慎令。
《文子》曰：文子问老子曰：“法安所生？”曰：“法生於义，义生於众茫众煤虾跞诵模此治之要也。法非从天生，非从地出，发於人间，反己自正。
《商君书》曰：凡人主，德行非出人也，勇力非过人也。然民虽有圣智，弗敢谋；有勇力，弗敢煞；虽众，弗胜。其制民尾谕蛑数，虽行重赏而民弗敢争，行重罚而民弗敢怨者，法也。
又曰：法令者，民之则也，为治之本也，所以备民也。知者不得过，过者不得不及。名分不定而欲天下之治也，是犹欲无饥而去食，欲无寒而去衣也，欲至东而西行，其不几亦明矣。一兔走而百人逐之，非兔一可以分百也，由名之未定也。夫卖兔在市，盗不敢取，分之定也。今法令不明，其名不定，天下之人得议之也。
《慎子》曰：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争。今立法而行私，是私与法争，其乱甚於无法。立君而尊贤，是与君争，其乱甚於无君。故有道之国，法立则私义不行，君立则贤者不尊。民一於君，事断於法，是国之大道也。
又曰：法虽不善，犹愈於无。投钩分财，投策分马，非以钩策为均也，使得荣者不知所以德，得恶者不知所以怨，乃以塞怨望也。
又曰：尧为匹夫，不能使邻家至；为主则令行禁止。由此观之，贤未足以服不肖，而势位足以屈贤。
《申子》曰：君必有明法正义，若悬权衡以称轻重，所以一群臣也。
又曰：尧之治也，盖明法察令而己。圣君任法而不任智，任数而不任说。黄帝之治天下，置法而不变，使民安乐其法也。
又曰：昔七十九代之君，法制不一，号令不同。然而俱王天下，何也？必国富而粟多也。
《韩子》曰：鲁烧积泽，天北风，火南向，恐烧国。哀公自将众趋救火，人尽逐兽，而火不救。乃召仲尼。仲尼下令曰：“不救火而逐兽者，比入禁之罪。”令下未遍，火遂救矣。
又曰：治大国而数变法，则民苦之。是以有道之君，贵虚静，重变法也。
又曰：释法术而为治，尧不能正一国，使中主守法术，拙匠执规矩尺寸，则万不失一也。
又曰：董安于为赵上地之守，行石阜山中，见深涧峭如墙，深百仞。因问其乡左右曰：“人尝有之此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婴儿痴聋狂乱人尝有入此者乎？”对曰：“无有。”“马羊牛尝有入此乎？”对曰：“无有。”安于喟然叹曰：“吾能治矣。使吾法之无赦，犹入涧之必死也，则民莫知犯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