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诗文，自托于仙，不与人相接。而萼绿华事乃近亵，岂有真仙若此哉！或曰：释氏至四禅天乃无欲，自三禅而下皆未免于欲，萼绿华盖未离乎欲界者也。亦不然，所谓界者岂真与世人同，仅有偶而已，后世并缘，遂肆为渎慢高真之言，无所不至，流俗争信之。唐人至有为《后土夫人传》者，今所在多有为后土夫人祠，而扬州尤盛，皆塑为妇人像，流俗之谬妄如此，亦起于西汉所谓神媪者，谓小孤为姑，何足怪哉！后土夫人盖以讥武后，然托论亦不当如此也。
毒热连二十日，泉傍林下，平日自为胜处亦觉相薰灼。忽自诃曰：水蚕火鼠，此本何物，习其所安，犹不知异，今此热相初从何来，乃复浪为苦乐耶？一念才萌，顾堂室内外或阴或日，皆成清凉国土。戏以语群儿，皆莫知答。翌日忽大雨，震电暴风骤至坐间，草木掀舞，池水震荡，群儿欣然皆以为快，因问：遂若是凉耶？抑来日复有热耶？来日复热则汝之快者将又戚然矣。自吾之视群儿固可笑，然吾行于世且半生，几何不为群，儿得无有如吾者又笑其所笑乎？
释氏论佛菩萨号皆以南谟冠之，自不能言其义。夷狄谓拜为膜，音谟。《穆天子传》“膜拜而受”，盖三代已有此称，若云居南方而拜尔。既讹为谟，又因之为南无、南摩，《后汉?楚王英传》“伊蒲塞之馔”，伊蒲塞即梵语优婆塞。时佛语犹未至中国，盖西域之译云然，如身毒与天竺，其国名尚讹，况于语乎？
《唐书?李绛传》载论罢吐突承璀请撰《安南寺圣德碑》事云：宪宗命百牛倒石。此事出《唐旧史》，欧文忠遂谓古碑先立而后书。余家有李绛论事载此甚详，云：承璀先立碑堂，并碑石大小准华岳碑。不言已立碑也。绛既论，帝报云：已不令建立碑楼，便遣拽倒。乃记承璀奏楼功绩大，请缓拆，帝遣百牛倒之，则所倒乃碑楼，非碑石也。新史乃承旧史之误尔。凡书要以便事，何为必先立乎？史言帝初怒，绛伏奏愈切，乃悟。而集本是奏疏从中报，可无怒事，尤见其妄。
《列子》书称子列子，此是弟子记其师之言，非列子自云也。刘禹锡自作传称子刘子，不可解，意是误读《列子》。
天下真理日见于前，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。但人役于外，与之俱驰，自不见耳，惟静者乃能得之。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，因及子午气升降，累数百言，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，有道人守荣在傍笑曰：此何难，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，每子午，觉气之升降往来于腹中，如饥饱有常节，吾岂知许事乎？惟心内外无一物耳，非止气也。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，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。余长而验之，知其不诬也。在山居久，见老农候雨偈中七八，问之无他，曰：所更多耳。问市人则不知也。余无事常早起，每旦必步户门，往往僮仆皆未兴，其中既洞然无事，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，而志其一日为阴、为晴、为风、为霜、为寒、为温，亦未尝不十中七八，老农以所更，吾以所见，其理一也。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，近可以候一身，而况理之至者乎？
宣和间内府尚古器，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汉遗物无敢隐者，悉献于上。而好事者复争寻求，不较重价，一器有值千缗者，利之所趋，人竞搜剔山泽，发掘冢墓，无所不至。往往数千载藏一旦皆见，不可胜数矣。吴珏为光州固始令，先申伯之国而楚之故封也，间有异物，而以僻远人未之知，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赎，既而罢官，几得五六十器。与余遇汴上，出以相示，其间数十器尚三代物。后余中表继为守，闻之，微用其法，亦得十馀器，乃知此类在世间未见者尚多也。范之才为湖北察访，有绐言泽中有鼎，不知其大小，而耳见于外，其间可过六七岁小儿。亟以上闻，诏本部使者发民掘之，凡境内陂泽悉干之，掘数十丈，讫无有之，才寻见谪。
庆历中西方用师一委韩公、范文正公，皆为招讨副使，未几韩公以任福败好水，左迁秦州，文正擅报元昊书，迁耀州，皆夺使事，盖居中有乐之者。仁宗忧边事无所付，且未决二公去留。王文安公尧臣时为翰林学士，乃以为陕西体量安抚使，当权者意欲使附己排二公。公具言二公方为夷狄所畏，忠勇无比，将御外敌，非二人不可，具辩任福败不缘帅，皆请还之，并荐其麾下狄青、种师道等二十馀人可为大将。议与当权者忤，尽格不行。会公言泾原贼所由入，他日必自是窥关中，请益兵预备，亦不行。而明年葛怀敏之败正自泾原，仁宗始悟，复行公策而还二公，讫降元昊。议者谓保全关辅虽韩范之功，然非文安亦不能成也。
唐中世以前未尽以石为砚，端溪石虽后出，未甚贵于世，盖晋宋间善书者初未留意于砚，往往但以器贮墨汁，故有以铜铁为之者，意不在磨墨也。长安李士衡观察家藏一端砚，当时以为宝，下有刻字云：天宝八年冬端州东溪石刺史李元书。刘原有知长安，取视之，大笑曰：天宝安得有年，自改元即称载矣。且是时州皆称郡，刺史皆称太守，至德后始易，今安得独尔耶？亟取《唐书》示之，无不惊叹。李氏砚遂不敢复出。非原甫精博，固无与辨，然李氏亦非善为砚计者，砚但论美恶，诚可为宝，何必问久近耶？近世有言许敬宗砚者，亦或以其人弃之，若论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