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辩鼋数败埽，以其职杀之，故得免，而阴官韩魏公也，冥间呼为真人。余始不信，后得《韩氏家传》载其事，云裕陵所宣谕，乃不疑。且杀一鼋犹能诉，而况人乎？兵兴以来，士大夫多喜言兵，人人自谓有将略，且相谓必敢于杀人，余盖闻而惧也。兵事虽以严终，而孙武著书列智、仁、信、勇、严五物，而不以严先四者，盖孙武犹知之。《书》所谓“威克厥爱，允济；爱克厥威，允罔功”者，临敌誓师之言，非平居御众之辞，世每托此以为说，亦未之思也。
余在许昌岁适大水灾，伤西京尤甚，流殍自邓唐入吾境，不可胜计。余尽发常严所储，奏乞越常制赈之，几十馀万人稍能全活，惟遗弃小儿无由皆得之。一日询左右曰：人之无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？曰：人固愿得之，但患既长，或来岁稔父母来试认尔。余为阅法：例凡因灾伤遗弃小儿，父母不得复出。乃知为此法者亦仁人也。夫彼既弃而不育，父母之恩则已绝，若人不收之，其谁与活乎？遂作空券数千，具载本法，印给内外厢界保伍，凡得儿者使自言所从来，明书于券付之，略为籍记，使以时上其数，给多者赏，且分常平馀粟，贫者量授以为资。事定按籍给券，凡三千八百人皆夺之沟壑，置之襁褓。此虽细事不足道，然每以告临民者，恐缓急不知有此法，或不能出此术也。
《老子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之言皆与释氏暗合，第学者读之不精，不能以意通为一。古书名篇多出后人，故无甚理，老氏别《道德》为上下篇，其本意也，若逐章之名则为非矣。惟《庄》、《列》似出其自名，何以知之？《庄子》以内外自别，内篇始于《逍遥游》，次《齐物》，又其次《养生主》，然后曰《人间世》，继之以《德充符》、《应帝王》而篇尽矣。《列子》不别内外，而首名其篇曰《天瑞》，瑞与符比言，非相谋而相同，自《养生主》而上，释氏言出世间法也；自《人间世》而下，人与天有辨矣。夫安知有昭然而一契者？《庄子》谓之符，《列子》谓之瑞，释氏有言信心而相与，然许谓之印可者，其道一也。自熙宁以来，学者争言《老》、《庄》，又参之释氏之近似者，与吾儒更相附会，是以虚诞矫妄之弊语实学者群起而攻之，此固学者之罪，然知此道者亦不可人人皆责之也。《逍遥游》何以先《齐物》？曰见物之不齐而后齐之者，是犹有物也，若物未尝有，物则不待齐，而与适则无往而不逍遥矣。《养生主》何以次《齐物》，生者我也，物者彼也，此《中庸》所谓尽己之性而后尽物之性者，克之则可赞天地之化育，然则是亦世间法耳，何足为出世间法乎？曰：非也，气之为云也，云之为雨也，由地而升者也，方云雨之在上，谓之地可乎？及其降于地，则亦雨而已。《列子》言其全，《庄子》言其别，此《列子》所以混内外而直言《天瑞》，《庄子》列其序而后见其符，合是三者而更为用，则天与人莫之有间矣。吾为举子时不免随众读此二书，心独有见于此。为丹徒尉，甘露仲宣师授法于圆照，本久从佛印了元游，得其聪明妙解，吾常为言之，每抚掌大笑，默以吾说为然，俯仰四十年，今老矣，欲求如宣者，时与论方外之事，未之得也。
《庄子》言“举天下誉之不加劝，举天下非之不加沮”，又曰“与其誉尧而非桀，不若两忘而化其道”。自我言虽天下不能易，自人言虽尧桀无与辨处毁誉者，如是亦足矣乎？曰：此非忘毁誉之言，不胜毁誉之言也。夫庄周安知有毁誉哉？彼盖不胜天下之颠倒反覆于名实者，故激而为是言耳。孔子曰：吾之于人也，谁毁谁誉，如有所誉者，其有所试矣。毁誉之来不考其实，而逆以其名折之，以求其当，虽三代无是法也。进九官者视其所誉以为贤，斥四凶者审其所不与为罪，如是而已矣。此中道而人之所常行也。至于所不能胜，则孔子亦无可奈何，置之而不言。置而不言与夫无所劝、沮而忘之皆所以深著其不然也。孔子正言之，庄周激言之，其志则一尔，叔孙、武叔毁孔子于朝，何伤于孔子乎？
士大夫固不可轻言医，然人疾苟无大故，贫不可得药，能各随其证而施之，亦不为小补。盖疾虽未必死，无药不能速愈，呻吟无聊者固可悯，其不幸迟延，苟变而生他证，因以致死者多矣。方其急时有以济之，虽谓之起死可也。今列郡每夏岁支系省钱二百千，合药散军民，韩魏公为谏官时所请也。为郡者类不经意，多为庸医盗其值，或有药而不及贫下人。余在许昌岁适多疾，使有司修故事，而前五岁皆忘不及举，可以知其怠也，遂并出千缗市药材京师，余亲督众医分治，率幕官轮日给散，盖不以为职而责之，人人皆喜从事此，何惮而不为乎？自余居此山，常欲岁以私钱百千行之于一乡，患无人主其事，余力不能自为，每求僧或净人中一二成余志，未能也。然今年余家婢多疾，视药囊尝试有验者，审其证，用之，十人而十愈，终幸推此以及邻里乎？陆宣公在忠州集古方书五十篇，史云避谤不著书故事尔。避傍不著书可也，何用集方书哉？或曰：忠州边蛮夷多瘴疠，宣公多疾，盖将以自治，尤非也。宣公岂以一己为休戚者乎？是殆援人于疾，若死亡而不得者，犹欲以是见之，在它人不可知，若宣公此志必矣。古之名医扁鹊和缓之术世不得知，自张仲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