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念经必诵《阿弥陀经》，诵《观音经》，诵《金刚经》。”
今往见大同，必为梅大同颂之矣。他日倘再至麻城，余必大张之曰：“是‘百岁坊’也，吾虽闻其寿，未获见其人也；是梅氏之大母也，虽寿至百岁以上，犹未为无量也。吾今亲见王氏祖母，吾又亲祝之，吾实见无量寿佛来矣。”
自刻说书序
李卓吾曰：余虽自是，而恶自表暴，又不肯借人以为重。
既恶表暴，则宜恶刻书，而卒自犯者何？则以此书有关于圣学，有关于治平之大道，不敢以恶表暴而遂已也。既自刻矣，自表暴矣，而终不肯借重于人，倘有罪我者，其又若之何？此又余自是之病终不可得而破也。宁使天下以我为恶，而终不肯借人之力以为重。
虽然，倘有大贤君子欲讲修、齐、治、平之学者，则余之《说书》，其可一日不呈于目乎？是为自刻《说书序》。
选录睽车志叙
余自在秣陵时与焦弱侯同梓《感应篇》，后隐于龙湖精舍，复辑《因果录》。今弱侯罢讲官，余又与之连舟南行。舟中闲适，弱侯示余郭伯象《睽车志》。余取其最儆切者，日间细书数纸，以与众僧观省，夜则令众僧诵《法华经》，念《往生神咒》，并度脱水神水鬼，则昼夜皆明鬼事矣。
方诵经毕，回向发愿文，必叙所因，余因而直书曰：“焦弱侯状元与余联舟”云云。弱侯曰：“此二字可勿用也！”余谓鬼神有尚贤者，不书可矣；倘不然，则状元二字亦可使致敬，何妨乎？弱侯曰：“吓鬼而已可矣。”余笑曰：“谓神之敬之则可，谓其可吓则不可。使公真能吓鬼，今亦不上此舟矣。”因大笑，遂书之以为《睽车志》引。
《睽车志》多，余所手录者，不过十之一，不知者以为好怪，其知者则以为可与《因果录》、《感应篇》同观。若能与《感应篇》同观，则此《睽车志》岂曰“载鬼一车”也乎哉？固太上之旨矣。
说弧集叙
《睽车志》，志鬼也。疑其为鬼，则以人与鬼异，遂张弧而欲射之。《说弧集》，集鬼也。集诸鬼说，直以人与鬼同，遂说弧而不之射焉。
夫人直至于明不见人，幽不见鬼，则幽、明、人、鬼一以贯之矣，何生死之可了，又何涅之可期？彼为无鬼之说者，又安知其非通于性命之奥者乎？
南询录叙
豁渠上人姓邓，蜀之内江人也。蜀人多为我言：“上人初为诸生，即以诸生鸣。其自抱负也已甚，平生未尝轻以实学推许前辈，故亦不肯谬以其身从诸生后，强谈学以为名高。虽蜀有太洲先生者，文章气节伟然可睹，上人亦未以实学许之。以故，师事赵老者在朝盈朝，居乡满乡，上人竟不屑往焉。此其自负也，其倔强也如此。其大可笑者：赵老以内翰而为诸生谈圣学于东壁，上人以诸生而为诸生讲举业于西序，彼此一间耳，朝夕声相闻，初不待倾耳而后听也。虽赵老与其徒亦咸谓邓豁已矣，无所复望之矣，然邓豁卒以心师赵老而禀学焉。”
吾以是观之，上人虽欲不闻道，不可得也。虽欲不出家，不远游，不弃功名妻子以求善友，抑又安可得耶！吾谓上人之终必得道也，无惑也。今《南询录》具在，学者试取而读焉。观其间关万里，辛苦跋涉，以求必得，介如石，硬如铁，三十年于兹矣。虽孔之发愤忘食，不知老之将至，何以加焉！
余甚愧焉，以彼其志万分一我无有也。故复录而叙之以自警，且以警诸共学者。中间所云“茅舍独坐，鸡犬明心”，虽曰水到渠成，而其端实自赵老发之。吾固哀其志而决其有成，又以见赵老之真能得士也。
序笃义
以上皆笃义者。义固生于心也：张堪有知己之言，文季即以信于心；唯王修能冒难而来，言未卒而修至。义固生于心也，岂好义而为者之所能至乎？
是故视之如草芥，则报之如寇雠，不可责之谓不义；视之如手足，则报之如腹心，亦不可称之谓好义。是故豫让决死于襄子，而两失节于范氏与中行。相知与不相知，其心固以异也。故曰：“士为知己者死。”而况乎以国士遇我也。士之忘身以殉义者，其心固如此。又曰：“吾可以义求，不可以威劫。”可义求，是故澹台子羽弃千金之璧；不可劫以威，是故鲛可斩，璧终不可强而求。士之轻财而重义者，其心固如此。
附序言善篇刘东星
刘晋川曰：《言善篇》者何？卓吾老子取其将死而言善也。夫苟其言之善矣，奚待将死，将自幼至壮，自壮至老，未有一言之不善者。若待将死而后善，则恐虽死亦未必善也。
吾谓卓吾子欲人之听之也，故独以“言善”名其篇，而岂真谓将死而后善哉！夫言者，身之符、心之声也。其言之善，则必其身之善；其身之善，则必其心之善。卓吾子之心之身之善，余既久相与处，而知之审矣。奚待于言，而又奚待于将死之言乎？但时无先师孔子设教于上以为之表章，故使卓吾子泯泯闷闷，遂呕弃于人世。不然，卓吾子者固为人谋而必忠，与朋友交而必信，传而必习，战战兢兢，临深履薄，恒恐一毫之失坠，所谓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，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，卓吾子之身之心皆兼而有之矣，奚独言善，又奚独将死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