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，乃询何故晨行，并邀之食，此人告以故而辞食，妇苦致之，则曰：“诺，但愿以吾巾米借一炊耳。”妇亦曰：“诺。”顾将地所得，才足一餐，及食既毕，仍还亭次，思之再三，亦无善计，而日又西驰，肆妇复来邀食，辞复＜臣又＞｛兹瓦｝，妇亦输诚不已。此人乃曰：“诺。但须我省可食者而食，不以强我也。”遂往周其庖厨，锒厮余，不置一顾，及见釜中有涤釜沉淀之余食，乃乞曰：“此若所弃，我食之可也。”妇亦无如之何。留之宿，亦辞；留之坚，则曰：“容我省可居者而居。”又择其陋且弃者而寝其中。明日则起而代其家掺彗虔步嗤コ，将以偿其宿食之惠也。时肆妇新寡，肆友欺之，药材狼藉，损益不入其心。此人既为收拾，友亦不敢复慢。无何，妇治蔬设屋，必欲此人迁宿而致膳，其词曰：“自先生寓我家，我家业得不堕也，敢不报先生耶？”此人复谦让焉。既而自谓得术矣，初则清各家门外之垢，人以此皆招而食之。既而凡人须其助者，虽秽而劳皆不辞，于是食宿皆得给而从之者众矣。此人乃条理其所思，为词以晓其从者，浸立教条以相守，而从之者益众矣。乃有所谓一灯园之组织，渐成宗教性之团体。各方施与，则立簿籍，谨出纳，不以为园产，而别置所司，曰：“此代为管理而已。”其行实兼佛老耶稣而一之，自言则曰：“吾得益于老聃也。”往年来上海，丐尊犹遇之，谓之曰：“闻君颇为资本家所重，往往藉君一言以解纷，将毋使人疑为利用耶？”此人曰：“然。吾止知为人当如是而已，果利用我耶？谓我被人利用耶？我不以为介介也。”余谓此人殆诸夏宋鲽之流也与，其不满于其国现代之社会，而其术卑卑，盖未闻大道；使早得马克斯之说而读之，必将有以自处而处世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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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为政当从根本上办
《落花春雨巢日记》云：“周缦云来候，并谒相国，涤师与久谈，因蒋益沣被劾有交吴棠查办之说，遂及吏治。言：‘蒋做官，做一衙门，将一衙门经费裁尽。到粤抚任，裁去韶关陋规，形诸奏牍，而别提藩库每月千五百金、运库每月千金，作抚署办公用，反较所裁之费为增。其各属出息，亦一并严禁断绝，不准收受。在浙，民间虚声颇好，然其人太不正当。’周问：‘丁日昌闻亦精励为治。’师答曰：‘微有其风，而视蒋则中庸多矣，伊如要去尽属吏饭碗，我亦不依。须知天下人饭碗万不能无，汝去他一饭碗，他别寻一饭碗，于公事无益，不过百姓吃亏而已。’”余按：国藩言固未尝尽非，然蒋益沣裁陋规而办公费支用库帑，不可谓非正当办法。清代行政经费本无详细规定，而下级官者糜于承应上级官署之供给者，多不能正式报销，即正当之办公经费，亦有不能尽邀核销者，故多恃陋规为挹注，而官因得以自肥。自此名一立，贪婪之秆，无所不至，直可括尽地皮。且官以之括于吏（吏谓当时衙役，官之爪牙），吏以之括于民，层层剥削，其弊甚大。然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，而徒言撤陋规，则甲方裁而乙又兴矣。若谓因“人万不能无饭碗，去他一饭碗，他别寻一饭碗”，遂置而不问，则岂为治之道哉？大氐彼时官俸过薄，行政经费无适当之规定，不从根本上改革，而枝节从事裁禁，则所谓“于公事无益，不过百姓吃亏”者确为至论。然言治真难，余备员浙省民政厅长时，主增县长、警长及其僚属之俸，并增其行政经费，然实于公反损而无益，于民仍未能轻其负担也。盖文官制度不立而恶习已成，视做官乃其解决生活之无上法门，故虽增俸增费，仍不能满其欲壑，而所增者彼既视为不足轻重，徒增其合法之收入，是真所谓不过百姓吃亏而已。如各县警察所长一等之俸，不过百余元，而其陋规收入可得数倍，自何贪于区区哉？故欲去弊，必究其弊之由来。而良法之行，尚有藉于教化之行，法令之严，长官之能以身作则，不然，属吏阳奉而阴违，既为所蔽，其弊益甚。然即长官以身作则矣，而无明察之才，公平之度，恳挚之情，严峻之刑，不制之权，皆不足以矫枉而反正。且如堂高廉远，不与百姓相接触则亦不能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