车一辆，率二人分朝夕拉之，亦或分前后日拉之），少赚时，日止百余元，而一饭即须百余元，饭每碗五十元，两碗下肚犹不觉也，增一蔬十元，实不足以饱腹，然腹不饱即无力。”又指其车轮上橡胶胎已坏者曰：“车租每日百元，胎坏车主不管换，修责要我担任，每修要三十元。每日又要打气，每日打气一次要三元，打两次要六元矣，与行主理论，不顾也。”又曰：“如每日要多赚？”即指其腿曰：“要靠此。”余又询其家口几何？曰：“三人。”余曰：“皆赚钱？”曰：“只二人赚钱，其一乃母亲，不能算也。”余几为之泪下。呜呼！此真正之社会基本分子，其生活之状如此！许缄夫亦谓尝共一人力车夫语，车夫谓“现在车钱以十元起码矣，但生意更坏，不坐车者多也”。噫！何以致然耶？谁之罪耶？
◎国号不宜省称
至中山公园观侯子年画，颇能融会中西，有数幅极佳，然余无力致之，亦复不欲致之，以其题款尽书民廿四年，似不可通也。余昔作书，有仍袭前人用干支纪年者，亦不可通。因如不冠以年月，则不知是何代何时之甲子，既书年月则此又为赘，且甲子初止纪日，不以纪年。前代于纪元下更书甲子亦自有义，盖有一帝而纪元屡改者，增书甲子，乃便推算耳。今国家纪年，由元二以至无疆，自无此必要矣。故余近书每记若干年，因余为今之中华民国人，苟非为外国人书者，不妨省去国称，中华无疆之久，则自元年后固无复也，后人不待考而明矣。至于典礼之词，自当具书，余昔书或作建国某年，思之亦不甚安，不如直书中华民国为诚安，以此乃国名，具之不为俗，省之不为雅，简称中华尚可，但称民国已不可。今仅曰民，直不可训也。然以章太炎之通，犹时署民国焉。
◎孙传芳
侯邵伯纟邢壬于其家，见报载孙传芳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所杀。馨远实一世之雄，崛起群豪间，淹有五省，然终局乃与张宗昌同。其南昌之败，由余说浙江省长夏超归依国民政府，动其巢窟。浙江故有兵二师，然时皆不在省会，周凤岐师且为馨远征赴南昌前线。贡先（凤歧字）故与定侯（超字）及张暄初（故浙江省长载扬字）、俞丹屏等为十兄弟，而贡先资望颇老，知定侯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，忌之。即率所部不禀命馨远而遽还浙。是时，馨远势甚盛。蒋介石自率中路与馨远相抵于南昌，馨远攻陷总司令部，介石几不免。贡先既反兵，馨远恐蹑其后，遂退，以致于败。故馨远衔余甚，榜以购余。然余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。馨远近已礼佛矣。异时，曾见靳翼卿（故国务总理云鹏字）亦数珠一串不离手也。居枢要，握符节，可以自度度人，彼时不知实地修行，归田以后，数珠在手，合掌百拜，岂能了得？况或不能扫除心地习种，方寸生劫，更持数珠致拜亦何用耶？然而岂独馨远、翼卿如此，戴传贤固在位也。或谓季陶（传贤字）最聪明，有所为而然。
◎章太炎书札中称谓
章太炎丈与人书札称谓，其初与余者称“长兄”、“道兄”，后遂免而止称“彝初足下”矣（彝初余故字也）。其自署则为“炳麟顿首”或“章炳麟白”。兹读《制言》第三十一期载有太炎与孙仲容丈书，立辞谨重，后署“末学”，盖太炎师德清俞君，孙丈与俞君同辈行，而论年亦非十年以长之方也，故致敬如此。太炎别与孙丈一书，中挽孙丈致书刘申叔为讲解争端事，其于申叔可谓笃至，申叔晚行则背之矣，地下相见后无腆乎。
◎纪年不宜用干支
钱玄同所为林景伊《中国声韵学通论序》，末署“中华民国廿有六年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，岁在丁丑，春，一月八日，吴兴钱玄同饼斋氏序于北平孔德学校，时年五十有一”。玄同以提倡新文字、新文学得盛名，然此书实不伦不理，既书“中华民国廿有六年”，又书“为公元一千九百卅有七年”，犹为便后人之检读也。复书“岁在丁丑，春，一月八日”，则未安矣。盖举国历而复系以“岁在丁丑”，而国历之首月及二月初旬，实属旧历太岁之所在，若三月以后则岁星已移；若谓丁丑实为廿六年之“岁在”，则书一月为不当，必如旧俗书正月而后合，以一月虽为国历之首月，岁星犹在上年之星躔也。且国历之首月，亦非当年之春，而实上年之冬，四时以寒燠节序为判也。或据《春秋》书“春王正月，周建子”，则所谓有春亦夏时之冬也，是一月即可为春。玄同之意固如是乎？然与今俗不合，今人言春，仍谓旧历之正、二、三月也。余近于署岁月必曰“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”，从国制也，或省署为某年月日，以今别无纪元之名，无嫌也。至乃饼斋则今所谓别号，下实不当连用氏字，以姓氏者，即今言姓名籍贯。氏即阜字，阜为山陲人居之地。上古洪水横流，则居山上之平原，水退则居近水之阜，阜即阪也。故姓以纪族，氏以著地，后世多以氏为姓，而饼斋非姓非氏也。
◎西方接引佛
印度古代宗教，派别即杂，佛兴，乃超宗教意义而进入哲学领域，以其俗故，不能脱离宗教形式，故至今仍称佛教。今言佛教有大、小二乘，中土所传，皆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