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余谓荒唐诞妄，半出道家。”推原其故，顾氏之言实诛心之论也。近余阅其所著金石文字记中之记崔夫人墓志者，有曰：“夫人即今世所传崔莺莺也。此铭得之魏县土中，足辨《会真记》之诬，而志墓之功于是为不细矣。”云云。此亦因张莺郢说，横档胸中，见似为真，不觉形之楮墨。乃窃笑顾氏咎人好色，而不觉已躬蹈之如此也。《旷园杂志》云：“明成化中，淇水横溢，土崩石出，秦给事贯所撰崔夫人志铭在焉。志中盛称夫人四德咸备，乃一辱于元微之《会真记》，再辱于王实甫、关汉卿《西厢记》，历久志铭显出，为崔莺莺洗冰玉之耻。亦奇矣。”董思翁《容台集》亦云：“此碑成化间出于旧魏县废冢。碑立于大中十二年，当以《会真记》岁月参考之，是秦志中之崔夫人，无不谓即《会真记》中之崔莺莺者。”
顾余即以其言考之，元记秦志果即一人耶？则元记记其为女子时事，秦志志其嫁后时事。始辱于张，终妻于郑。即使同是一人，为志铭者岂将发其少年中沃丑，而曰夫人四德未备耶？然则即秦志咸备之语，而谓可以洗耻，固未必得之数也。
后又考之秦贯所撰志文，则诸君妄为牵合，非但不足洗元稹记中崔莺莺之耻，而适使阅者滋秦贯志中崔夫人之惑，则诸君妄言之过也。秦志但云夫人博陵崔氏，并无莺莺之名。不识诸君何以牵扯之。其妄一也。志云夫人卒于大中九年，年七十六，逆数之当生于德宗建中元年庚申。至贞元庚辰当二十一岁，乃《会真记》明记莺莺生年月。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，又云于贞元庚辰，生十七年矣。然则宣宗大中九年乙亥，当七十二岁。何得云享年七十六乎？其妄二也。诸君之谓即莺莺者，不过以其夫郑姓耳。夫天下之以崔女为郑妇者，何可胜数？便据为说。
已可齿冷。而况莺莺本事可信，莫如《会真记》，而《会真记》中绝无所嫁夫姓。
其妄三也。若以董解元、王实甫、关汉卿等所作《西厢记》为据，则《西厢记》是凭空捏造之书，即使姓名全同，亦是偶合，而可据乎？其妄四也。况志文明云，府君姓郑名遇。《西厢记》则云姓郑名恒，字伯常。真不知其是何瓜葛，而乃确凿牵合之。其妄五也。而不意世多好色狂，且见秦志出土，偶然崔女郑妻，与传奇捏造之说相同，遂乃重刻志文，直改姓郑名遇为姓郑名恒。故或遇或恒，世有两本。《全唐文》注名遇，下云一名恒。而《金石萃编》灼知其妄，则曰是后人妄改，以附于《会真记》者（按：是妄改，以附于《西厢记》，非附《会真记》也，此语尚错）。而诸君既误信传奇，又误信改本。其妄六也。夫作《西厢》者据《会真》，《会真》不言夫姓，作《西厢》者生后莺莺五六百年，何从知莺莺之卒嫁郑恒乎？而可信乎？其妄七也。即使作《西厢》者别有考据，知莺莺实嫁郑恒，则莺莺既为有夫之妇，享高寿，生子至六人之多（秦志如此）。而王实甫者，何得不顾其后日之率德改行，反为迫叙其为室女时丑行以为佳话，而董解元、关汉卿者何得强离其完配之夫妇，故捏情节，谓莺莺卒嫁张生，而郑恒乃至强死乎？此虽病狂丧心之人，不敢出此，而谓其言可信乎？其妄八也。然且诸君所以毅然牵合两崔者，吾不知其究据何书。据《会真记》乎？则记中仅仅一崔字相同，虽三尺童子知其不可据也。据《西厢记》乎？则王实甫记并未言崔氏之嫁郑恒，而董解元、关汉卿二记，则直谓崔氏终嫁张生，而郑恒者死矣。然则世必有崔氏女、张珙妇之志石出土，而后可以当《西厢记》之莺莺也。必崔氏女尝与张生有瓜葛，而又必卒大中九年，年七十二，而后可以当《会真记》之莺莺也。以此诘诸君，诸君必自失笑。其妄九也。总之，元稹无赖轻薄，以窃人女子为奇遇，故驾名张生，作《会真记》。后人艳羡此事，谱之歌管，凡传奇必有曲折，于是造一郑恒，以为曲折；凡传奇必有始末，于是抹本事以为始末。此解元弦索《西厢》之意也。王实甫依其情节，为北《西厢》以与《会真》本事不合，乃以一梦作结。
关汉卿以其无始末也，复依弦索续完之。而郑恒也者，实为子虚乌有，凭空捏造之人。故去留生死，一任作者之颠之倒之而已。且元稹隐己姓名，捏称张生，则崔之姓，莺莺之名，又焉知非假借者乎？此等文字，听其存留而已，不必深诘也。
乃不意成化间，有崔夫人志石出土，偶然一崔字，与《会真记》同，又偶然夫姓一郑字，与子虚乌有之《西厢记》同，好事者遽附会之，以为崔夫人者，即崔莺莺也。意欲为莺莺辨诬洗耻，而不知反为崔夫人含羞蒙垢矣。
皮光业撰《吴越武肃王庙碑铭》，首云：“粤以唐长兴七载壬辰春季，氲蚴三辍Ｌ煜卤马都元帅、尚父守、尚书令、吴越国王弃捐宫馆。”施宿嘉泰《会稽志》云：“长兴，后唐明宗年号，止于四年。武肃王以壬辰岁薨，壬辰盖长兴三年。《五代史》及刘恕《纪年。开皇纪》、《吴越备史》皆言武肃王以三年薨。则碑为误。然当立碑时，光业为其国丞相，亦不应误谬至此。盖皆不可知。”
于是钱竹汀《养新录》解之曰：“余读《防风山灵德王庙碑》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