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心、言理、言性、言道，皆与《六经》孔、孟之言大异。《六经》言理在于物，而宋儒谓理具于心，谓性即理。《六经》言道即阴阳，而宋儒言阴阳非道，有理以生阴阳，乃谓之道。
戴东原先生作《原善》三篇及《孟子。字义疏证》诸书，专辩宋儒之失，亦不得已也。
萧山毛西河善诋宋儒，人所共知。同时常熟又有刘光被者，亦最喜议论宋儒。
尝曰：“朱晦庵性不近《诗》而强注《诗》，此《毛诗集传》所以无用也。”又曰：“一部《春秋》本明白显畅，为胡安国弄得七曲八曲。”其言类如此。西河同乡有韩太青者，著有《说经》二十卷，为西河作解纷，皆平允之论。
◎时艺袁简斋先生尝言虞、夏、商、周以来即有诗文，诗当始于《三百篇》，一变而为骚赋，再变而为五七言古，三变而为五七言律，诗之余变为词，词之余又变为曲，诗至曲不复能再变矣。文当始于《尚书》，一变而为《左》、《国》，再变而为秦、汉，三变而为六朝骈体，以至唐、宋八家，八家之文，又变而为时艺文，至时艺亦不复能再变矣。尝见梨园子弟目不识丁，一上戏场便能知宫商节奏，为忠，为孝，为好，为佞，宛对古人，为一时之名伶也。其论时艺虽刻薄，然却是有理。余尝有言：“虚无之道一出，不知收束天下多少英雄。时艺之法一行，不知败坏天下多少士习。”
董思白云：“凡作时文，原是虚架子，如棚中傀儡，抽牵由人，无一定也。”
余在汴梁识海州凌仲子进士，仲子自言尝从江都黄文傺为时艺，乃尽阅有明之文，洞彻底蕴，每语人曰：“时艺如词曲，无一定资格，今人辄刺刺言时文者，终于此道未深。”与思翁之言相合。
◎题目余尝论考试写题目低两格，写文则顶格，皆习焉不察。题目是圣贤经传，时文乃发明圣贤精义者，何以反高两格？试看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岂有注高于经，疏高于注耶？即《廿一史》本纪、列传、志、表题目，亦无有低两格者，不知当时何人定此式样。
◎纸钱纸钱之名，始见于《新唐书。王屿传》。盖汉以来，葬者皆有瘗钱，后里俗稍以纸剪钱为鬼事。开元二十六年，屿为祠祭使，始用之以禳祓祭祀。然古人有用有不用者，范传正谓颜鲁公、张司业家祭不用纸钱，宋钱若水不烧楮镪，邵康节祭祀必用纸钱。有明以来，又易纸锭、大小元宝，黄白参半，与纸钱并用。近人又作纸洋钱，乡城俱有之，真可笑也。
◎七七丧家七七之期，见于《北史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及韩琦《君臣相遇传》。
又顾亭林《日知录》、徐复祚《村老委谈》、郎瑛《七修类稿》皆载之。要皆佛氏之说，无足深考。惟《临淮新语》谓始死七日，冀其一阳来复也。祭于来复之期，即古者招魂之义，以生者之精神，召死者之灵爽，至七七四十九日不复，则不复矣，生者亦无可如何也。此说最通。
●丛话四。水学◎总论尝论天下之水，自淮而北，由九河入海，《书》所谓“同为逆河，入于海”
者是也。自淮而南，由三江入海，《书》所谓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”是也。今九河既塞，故燕、赵之间多霖潦，三江既塞，故三吴之间多水患。
江南治江，淮北治河，同一治也，而迥然不侔。黄河之水，迁徙不常，顺逆乍改，其患在决。虽竭人功，而天司其命。江南之水，纡回百折，趋纳有准，其患在塞。虽仰天贶，而人职其功。
大都论水于江北其利在漕，论水于江南其利在田。江北惧水，黄河之徙，江南病水，太湖之溢。以治河之法治江，恐未必有济，以治河之费治江，则事半而功倍矣。
三吴，泽国也，万水所归，东环沧海，西临具区，南抵钱塘，北枕扬子。其中潴蓄者，则有庞山、阳城、沙河、昆城诸水，宣泄者，则有吴淞、刘河、白茅、七浦诸水，纵横联络，如人之一身，血脉流通，经络贯串。盖血脉不和则病，经络不舒则困，然一人得病，无伤于天地之和，一方得病，实有关于万民之命。
昔人于溧阳之上尝为堰坝，以遏其冲，于常州则穿港渎，以分其势，于苏州则开江湖以导其流，并疏塘浦以通其脉，又备规制以善其后。惟是上源之来者不衰，下流之去者日滞，潮汐往来，易于淤塞。故唐末五代有撩浅夫、开江卒，以时浚治，水不为害，而民常丰足。
治水之大要惟二道，曰蓄曰泄而已。蓄以备旱，泄以防潦，旱则资蓄以灌溉，水则资泄以疏通。
宋政和间赵霖体究治水之法有三，一曰开治港浦，二曰置闸启闭，三曰筑圩裹田。隆兴间李结又献治田之法，一曰敦本，二曰协力，三曰因时。故郏パ运利专于治田，单锷言水利专于治水。要之治水即所以治田，治田即所以治水。总而言之似瀚漫而难行，柝而治之则简约而易办。高田之民自治高田，低田之民自治低田，高田则开浚池塘以蓄水，低田则挑筑堤防以避水。池塘既深，堤防既成，而水利兴矣。
范文正公曰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