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何言哉！是何言哉！今之事势，正所谓厝火积薪之下也！’或曰：‘亦太甚矣！先生之言也，得毋谓储位有未安乎？’曰：‘然。夫东宫有东宫之官。一官未备，何以称安乎？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请，不得已立之，而从宫不备，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。’曰：‘改立其谁当之？’曰：‘福王矣。大率母爱者子贵，以郑贵妃之专擅，回天转日，何难哉！’曰：‘何以知之？’曰：‘以用朱相公知之。夫在朝在野，固不乏人，而必相朱者，盖朱名赓。赓者，更也，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。’曰：‘是固然矣。朱公一人，安能尽得众心而必无变乱乎？’曰：‘陋哉子之言矣！夫蚁附膻，蝇逐臭，今之仕宦者皆是，岂有相公倡之，而众不附者乎？且均是子也，长可立，而次未必不可立也。侯之门，仁义存。谁肯舍富贵而趋死亡乎？’或曰：‘众附姓名，可得数否？’曰：‘数之熟矣。文则有王公世扬、孙公玮、李公汶、张公养志；武则有王公之桢、陈公汝忠、王公名世、王公承恩、郑公国泰（《明史》无郑国泰之名，惟《酌中志》作郑国贤。《明史纪事本末》云：‘锦衣指挥佥事郑国贤。’是别有一郑国贤也。未知孰是）；而又有郑贵妃主之于内。此之谓十乱，鲁论所谓“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”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义也。’曰：‘然则何以知此数人之所为乎？’曰：‘数人皆人杰，无不望分茅胙土，如姚广孝，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？故有王世扬、陈汝忠，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。有李汶，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。有孙玮，於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，四方勤王之兵无由人矣。有王之桢，则宿卫禁城有人谁能斩关而入乎？’曰：‘是固然矣。若张养志、王承恩、王名世者，何欤？’曰：‘养志，朱公私人也。二王者，朱公乡人也。私人、乡人，无不愿借相公之余光者，况有以招徕之乎？’曰：‘然则事可济乎？’曰：‘必济。庸人倡议，人尚景从，而此数公皆人杰也，且复有郑贵妃与太监陈矩朝夕比周於帝前，以为之主，同举大事，何谓无成？’或曰：‘沈蛟门一贯，公独无言乎？’曰：‘蛟门为人阴贼，尝用人而不用於人，故有福己自成之，有祸则规避而不染。何以见其然也？夫锦衣卫西司房类奏有名，自祖宗来无有不升者，而皇亲王道化本内有名竟不升，岂其才力出诸菜佣下哉？盖蛟门公欲左郑而右王（据《酌中志》作“右郑而左王，”《纪事本末》同此，似倒误），故核实之时，令亲家史起钦，抑其功而不录，亦王之桢有以默授之也。’‘然则子何以处此？’曰：‘天之所兴，不可废也。天之所废，不可兴也。予止听天耳，安能反天乎！’或人唯唯而退。万历三十一年，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撰。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书。”
东厂太监陈矩将妖书据实奏闻。前妖书起，虽未严究，神庙已蓄恨在心，兹妖书复出，遂勃然震怒，着东厂多布旗校，用心密访，并着在京各缉事衙门、在外各抚按通行严捕，务在必获。内所指：朱赓，山阴相公也；蛟门，四明相公也。两辅俱注籍具疏待罪，惟归德相公沈公鲤入直时，讹言沸兴，上下猜疑。归德于阁中供一天启圣聪牌，朝夕致礼。神庙觇知之，以为暗刺，甚怒。时有蜚语，圣心颇为所惑。四明欲借此以倾江夏郭正域等，并及归德。御史康丕扬疏参僧人达观、医生沈令誉，俱捕逮下狱。达观在江南以棒喝立教，所至崇奉，与金沙于玉立诸公善；令誉等咸归座下，称方内弟子；江夏为南少宗伯，榜示驱逐。达观乃往京师，由内阉以闻于慈圣，于是大戚畹，宰官居士，共相崇奉，一如江南。丕扬等拟借此以兴大狱，波累诸公，且以江夏榜逐故，意达观必藉此纾恨也。达观始终不旁及一语，提牢主事徐祯稷与杖三十，遂说偈而化。慈圣闻其被逮也，令内阉传谕法司云：“达观，高僧也，偶被诬累，毋等他囚。”然已无及矣。给事中钱梦皋密受四明意旨，疏参江夏及归德，疏内言：“中城兵马司刘文藻捕获游医沈令誉书扎本稿，大有踪迹，因辅臣沈鲤转求属托，遂寝其事。”又言：“郭正域系鲤衣钵门生，同谋倾陷楚王，正域出京之后，曾坐小轿私至鲤寓三次”云云。归德疏辨求罢，不允。
四明沈公一贯又令缇帅王之桢擒锦衣卫周家庆家人袁鲲，供称家庆为妖书主谋。又令巡捕陈汝忠擒江夏书办毛尚文，供称探听妖书单词，锻炼几成狱矣。因东厂陈矩坚拒不从，乃得中止。江夏时寓杨村，而踪迹之者趾相错也。又以疑似，波及琴士钟澄、山人俞儒、武弁杨於世、刘柏等，皆诖误下狱。又以令誉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，时玉立新补刑部郎中，娄东王士骐在吏部，实道地之往来寄信者，令誉也。有旨责其营私，下部院究处。已而，士骐、玉立各疏辨，俱革职为民。
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：“妖书已有人，协理掾张魁受银三百两，求他主的文（按：文，《酌中志》作又）告人郑福成。”厂卫诸人见之，咸惭且怒。后不数日，遂缉获生光。盖番役于生光斋中搜出罗文笺写十大说，又获刊字匠为证，遂据此立案，始断葛藤云。
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。“锦衣卫掌卫事左都督王之桢题。缉获男子二名：生光、其篇。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