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同。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，唐直计亩加税耳。则安石虽沿其名，而尚异其实也。按唐时长安、万年二县有官置本钱，配纳各户，收其息以供杂费。宋之青苗钱，正唐杂税钱之法耳。然宋青苗钱虽曰不得过加二之息，而一岁凡两收，两收则其息已加四。又有司约中熟为价，令民偿必以钱，则所定之价又必逾于市价，而民之偿息且十加五六矣，此所以病民也。
○高宗泥马渡江之讹宋高宗初至杭州，即命立崔府君庙以示灵异，于是《精忠小说》遂有泥马渡江之说。按《宋史。宗泽传》：康王再使金，至磁州，宗泽劝留，不从，乃假神以止之，曰：“此间有崔府君庙甚灵，可以卜交。”庙有马，是夜果衔车辇等物填塞去路。泽曰：“可以见神之意矣。”乃止。此泥马故事也。余尝见曹勋画《高宗瑞应图》九幅，内一幅系崔府君庙，庙中一马独立，而车毂之类纵横满地。勋有跋云：厅子马不肯行。盖即塞路之事也。
○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世谓秦桧私通于金，力主和议，自是实事，然《岳飞传》谓兀术以书与桧曰：“汝日以和请，而飞方主用兵，不杀飞，和议不可成。”此则《金陀粹编》等书附会之词。其实桧所私结者，挞懒而非兀术也。桧之南也，由挞懒纵之归。其时挞懒以尊属主国政，必与桧先有私约，令宋称臣纳岁币，而金则归以帝后及河南、陕西地。故刘豫废而即令王伦回许，以归帝后及陕、洛，此皆挞懒主之，一一如桧所请。及兀术揣知挞懒意私于宋，尽发其奸，再兴兵取河南、陕西。桧亦惧不安其位，使冯楫、王次翁探帝旨，实以失奥援，虑和议之不可必成也。未几，挞懒谋反南奔，欲投宋，益见其平日有德于宋之明证。而王伦之使金受地也。金主先入兀术之语，责之曰：“汝国惟知有挞懒耳。”是桧之与挞懒素有成约，而兀术始终不与闻可知。或谓挞懒诛后，兀术主兵事，安知非桧之再结兀术，始定和议之局？不知挞懒主和，则以陕洛偿岁币；兀术主和，则陕洛之地尺寸不与（《高宗纪》：和议成，使郑刚中分划陕西地界，割商秦之半畀金，惟存上津、丰阳、天水三县，又弃和尚、方山二原，以大散关为界），所归者仅徽宗、郑后、刑后之丧及韦后一人，而宋之称臣岁币如约。是金直以三柩一老妪坐致其称臣纳币，此亦何乐不为，而必待桧之私结于兀术哉？《金史。郦琼传》：宗弼（即兀术）谋再伐江南，与郦琼议。琼曰：“秦桧老儒，亡国之大夫，仅仅自守。吾以大军临之，彼君臣方且哀鸣不暇。”据此，益可见桧与兀术本无素约，而《宋史》兀术致书秦桧之语之未可信也。通挞懒，通兀术，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，特以读书论世，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乃为信谳耳。至丘琼山谓南宋之势亦不得不出于和，桧之主和，未为失计，后儒又从而讥其党桧，此亦不达于当日时势，而徒为迂论。以南宋积弱累挫之余，裒集伤残，仅仅自保，而欲当百战方张之强敌，即使专任韩、岳，一切听其所为，能必其克复旧疆、迎还故主乎？使桧果以靖国为心，委曲成事，能致帝后归而陕洛复，犹愈于竭国力以冀亻幸于不可知。然则桧岂非南渡后一大功臣哉！惟其心迹奸险，欲藉和议为擅权怙势之渐。幸而母后虽归，故疆终失，尚且据为己功，至劫持人主，诛锄善类，流毒遍天下。倘挞懒不诛，竟如初议，存殁俱还，境土得复，则外恃强援之力，内诩再造之功，更不知当作何挟制，尽揽威福，怀无上而觊非常，皆事之所必有。观于献谀者，或疏请加九锡，或赋秦城王气诗，桧皆偃然当之不为怪，则大奸稔恶之处心灼然可见。而论者徒以主和议责其辱国事仇，转为末减矣。吾故揭而论之，使知桧之罪在彼而不在此也。
○南宋和议起于洪忠宣南宋和议主于秦桧，人皆知之。宋《何铸传》：金诸将皆已厌兵欲和，而难于自己发，故纵秦桧航海南归，密有成约。是以桧既用，即有南人归南、北人归北之语，其后竟以此得梓宫母后之还，不可谓非桧之功也。抑知其事虽成于桧，而其端实起于洪忠宣，事见谢枋得《上留丞相书》，谓忠宣拘于燕山，室敬其人，一日问之曰：“天下何时太平？”忠宣曰：“息兵养民，则太平。”又曰“何如则息兵养民？”忠宣读《孟子》“诸侯将救燕章”曰：“天下固畏齐之强也，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，是动天下之兵也。”又诵《孟子》“乐天畏天章”以喻之。室扌然喜曰：“吾计决矣！”乃密授意于桧，使之南还，于是和议成。金自丁未以后享国一百有八年，宋自戊午以后偷安江左亦九十七年，非桧之功，乃忠宣之力也。据此，则和议之说，本发其机于忠宣，桧特从后成之，攘为己功耳。论者徒以事仇辱国为桧罪。按《陈与义传》：赵鼎言于高宗曰：“人多谓中原可复，宣便进兵，恐他日咎今时失策。”上曰：“今梓宫、太后、渊圣皆在彼，若不议和，断无可还之理。”与义曰：“和议成，岂不贤于用兵？不成，则用兵必不免。”是当时诸君子亦未尝必以和议为非，忠宣之发其端，固早有见于当时事势，有不得不出于此者，而非以被拘欲藉此为南还计也。
○拐子马不始于女真《宋史》谓：金人善用拐子马，三马相连，一马仆，二马不能行，皆女真为之，号